2021年1月31日 星期日

《蘋果日報》練乙錚: 論「叫人去死、自己走鬼」思維

〔轉載《蘋果日報》,2021年1月30日〕

香港出現大量政治犯和流亡人,是開埠200餘年破天荒第一次,相對之前的萬惡殖民統治,顯然非常了不起。然而,對絕大多數港人而言,流亡本是在歷史教科書和國際新聞裏才有的,一旦在自己身旁乃至身上出現,不免手足無措。便是政權本身,在此問題上也亂套,一方面威風凜凜祭出「留港不留人」的快意口號──那顯然是拿了滿八旗入關之初那句洪亮話搞的二次創作, 另一方面卻對着決意收容香港人的歐美國家作狼嚎般的反嗆。

不過,政權有這樣子的思覺矛盾我們也無從譏笑,因為在黃界這邊的自己友當中,大量對流亡者關愛的聲音裏,也和合了「叫人去死、自己走鬼」這道德批判語;後者可圈可點,因為揭示出一個古今中外皆然的規律。

「叫人去死、自己走鬼」:孔孟

任何一個政治或信仰運動,只要是嚴肅認真而不僅僅是鬧着玩兒玩兒的,都包含大量「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人和事。舉儒家為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說白了就是叫人去死;最佳例子見孟子《魚我所欲也》篇。於是,儒者信到最篤,雖九死猶未悔;前有孔子最鍾愛的學生子路,後有成為忠君愛國圭臬的屈原,之後還有無數士子受鼓舞而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不過,孔子自己遇到政治迫害有危險也走鬼,而且不止一次,諸事見太史公《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周游列國到了衞國,衞靈公任用他;孔子得君行道,而且獲奉粟六萬,相當不錯,但後來衞靈公懷疑孔子有詐,派人監視他,孔子知道了,顧不上行道便走鬼(「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衞」)。不過,孔子還未到達下一站,經過匡的時候,就給匡人圍捕,脫不了身,最後得派一個門人到衞國大夫寧武子處當仕臣,然後才跑得了(「孔子使從者為寧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其後孔子一行人到了宋國,宋景公想予以重用,但國防部長桓魋不僅反對,還要追殺他,連他停留處的大樹也砍倒,孔子見狀馬上走鬼(「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其實,孔子走鬼,背後有一整套處世哲學:「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

勇武派文天祥

不只和理非非的孔子,南宋著名勇武派文天祥也叫人去死、自己走鬼;不過,他的故事有趣之處卻是有人嫌他走鬼太過,不負責任,怎麽被元軍包圍之時不一刀自了,被捕之後還溫吞吞跟忽必烈磨爛席一磨三年?

的確,文天祥寫《正氣歌》,一口氣高舉N個史上血淋淋取義成仁的勵志典故,堪稱孟子之後叫人去死的典範。也的確,在元軍追逼之下,文天祥跟在陸秀夫一夥之後一路走鬼往南,最後在粵北海豐被俘,給押往老遠的元大都北京,途中寫詩是有的,卻不曾自刎,也沒有絕食甚麽的。不過,馬上就有人不爽了,怕他失節;有一位他的幕僚叫王炎午的,急急寫了一篇文章《生祭文丞相文》,明白叫他去死,從贛州至南昌幾乎四百公里沿途張貼,以給他激勵云云:

「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逾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雖湯鑊刀鋸,烈士不辤,苟可就義以全歸,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那麽迫切的事,文丞相您還等甚麽?)

有趣的是,文天祥1282年就義,此公卻一直活到1324年,在江西祖家終老。

清末最大走鬼派:康梁

清末戊戌變法,叫人去死最不遺餘力的要算康、梁兩師徒。慈禧發動政變之後,有人充軍新疆勞改,有人終身監禁,六君子問斬,其中包括康有溥(康有為之弟),康、梁自己卻急急走鬼日本。

西方歷史上最有名的「叫人去死、自己走鬼」例子莫過於共產主義之父馬克思。此公1848年發表强力叫人去死的《共產黨宣言》,自己幾個月之後就先後走鬼三國,到死不回普魯士。

其實,近代革命運動,包括十月革命、國民革命、毛革命、歐洲反納粹反蘇共運動、韓國革命、台灣民主化、天安門事件等,無一不含領導者「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事例,未成功的時候都會給論者單打指摘,成功了就備受歌頌,先前的指摘都不見諸教科書裏,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上面說的歷史規律,就是指這個普遍存在的道德悖論。

觀上列革命運動積極分子,有去死的,有叫人去死的,有不走就義的,有走鬼逃生的,各有各的作用;死了的成為烈士足以勵志,逃生的乃可為運動延續香火,論者實不必強行作道德褒貶。甚至可以說,每一個運動都需要一些能夠頂着道德指摘、硬着頭皮「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人。孔子的態度就很中肯:「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論語.微子》)意思就是:走鬼也好,坐牢也好,就義也好,都可以達仁,道德上無分高下。這是態度問題,孔子很執着,講了不止一次。孔子這句話也許就是香港人需要建構、認識的「流亡學」的第一課。

香港:第四個流亡播遷系

棍到肉先知痛,從前香港太平盛世,少人關心從中國出走的流亡人,更未曾想起要對這些群體作一種同情了解。我們知道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有四批次的流亡人從中國出走;除了香港出現的這一批次,之前的,一是1960年以尊者達賴出走為起點的圖博(西藏)流亡人,老一輩港人受民國史觀影響,對這批次的流亡人不懷好感,甚至有某種敵視;一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出走的民運人士,大家比較親近熟悉;一是1999年遭江核心迫害出走的法輪功,大家不甚了了。為方便,我按發生時間分別稱這四批次以流亡人為核心的播遷系為:圖博系、六四系、法輪系和光伏系(photovoltaic?)。流亡播遷系,英文 exilic diaspora,可簡稱 ED(唔係陽痿,但玩下手搞唔好可以係) 。

六四系、法輪系的出走時間相差十年,其後的發展差異巨大。六四系除了個別人士,基本上銷聲匿迹;法輪功卻越戰越勇,發展出全球性媒體網絡,成員群體在世界上每個大城市都有,聲量和足印超越有50多年歷史的老牌圖博系。由此引發一些不能不問的問題。

幾個問題問下你!

(一)國際社會對頭三系的初期支持,也許不相伯仲,但為甚麽發展到今天,三者成績差異那麽大?(這是大題目,可能要分拆考慮。)

(二)兩個比較成功的系當中,圖博系有一個由印度政府提供的根據地──達蘭薩拉(Dharamsala),在印度最北區,之外還有其他幾十個廣佈印度各地的較小人口單位。法輪系則完全沒有這個地理大台優勢。最近有人要為香港光伏系建設一個類似達蘭薩拉的根據地,這除了是一個看來不錯的極大型地產項目之外,到底是否必要、能夠提供甚麽好處、有甚麽壞處例如樂不思蜀?

(三)圖博系和法輪系有一個重要共同點,就是政治議題之外還有宗教信仰,內可提供維繫,外可感召他人;此外,法輪系還提倡練功,成員因此有具體收益。六四系都沒有這些,是否致命傷?若是,則光伏系怎麽辦?

(四)論所能提供的文化產品,當以圖博系最豐富完整,系中人完全可以活在圖博語言文化裏,不假外求,特別不必和中國共用任何文化概念和資源,能有效杜絕同化。這方面,光伏系可算第二,但和圖博系相比還差很遠。第三是法輪系,因為其歷史、語言和藝術都是承傳中土的。最欠文化賣點的是六四系,因此最易被强國同化吸收;面對西方,此系也只能提民主人權等西方都有的東西,毫無特色。然則,光伏系如何進一步發展和豐富自身的文化獨立?

(五)人數是問題。60-80年代裏,圖博系的海外人口已達10萬,之後每年都有來自藏地的一兩千名新成員,但近年的一個大隱憂就是系內人口繁殖率下跌。一個ED系有後代不等如這個系可延續,因為不能包辦下一代的意識形態;但如果沒有後代,則這個ED系一定陽痿。這個問題,光伏系將會很、很、很嚴重。本土港人的TFR已經跌破1(TFR = 2.1是人口可持續的門檻),不少中年以下的港男女,無論已婚未婚,都無興趣生兒育女,宅內養隻貓,就算是向祖宗交代了。這可能和香港是極端都市化的典型有關;人口學家知道都市化是壓抑TFR的最强因子。光伏系的成員前往海外之後,TFR會否上升?

需要累積一斗流亡學問

所以,問題很多;如果沒有包括各方持份者廣泛提供的知識、經驗和分析,有甚麽答案也沒把握。光伏系中人,在思考前程的時候,更不能不對其他三個ED系的歷史和現狀作深入了解,及同時對世界範圍內的流亡現象有一普遍認識。換句話說,就是需要建構、累積一斗有用於香港人的流亡學問。這斗學問,作大一點稱之為「香港流亡學」也無不可。此學應以實踐應用為主,雖然多學科、各門類學者的參與不可或缺。不過,香港學者參與這斗學問的建構,先要排除一個政治心理障礙。

本來,社運是人人皆應、皆可參與的事,並且參與的時候,最好能就自己的專長作各自的貢獻。不過,香港社運圈近年出現一小股排斥心態,認為學者或者有學術背景的人一參與,就有想當「青年導師」之嫌。這無疑是很不幸的,應該歸罪共產黨把魯迅無限拔高,令這位本來是反極權運動不可多得的人物和他的著作,都成為反共人心目中的可疑物,而「青年導師」這個詞也變成一頂很大很容易拋出的帽子,令學者參與的時候容易產生政治心理障礙。共產黨點金成糞,這又是一例。

學者參與香港社運,已變得越來越艱難,勇一點的會失去升遷機會,甚或丟職、被控。我之前已經談到過:「得職行道」的時代已過。97之後的政權對「得職行道」者打壓,是由我在2004年給特府中央政策組炒魷開始的,如今已是變本加厲。此情此景之下,學者要參與社運還得克服另一道心理障礙,真是不容易。

拋書包、開書單

我關注流亡學問,始自2018年黃台仰和李東昇二君出亡德國;那事件也就是光伏系作為第四流亡播遷系的誕生事件。當時消息一出,「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指控迅速泛起,後經歷梁繼平、羅冠聰等人的相繼出亡而一直延續。但問題是指控者大體無惡意卻有此惡言,何解?我後來的答案是,社運裏有關流亡的歷史知識太貧乏,以致該等現象一旦在香港出現,運動中人只能拍腦袋講說話,特別是如果指摘的對象不屬於自己的那一派,說話就不免少留餘地了。這個問題,我認為是可以透過學問去解決的。於是,我就開始尋找和閱讀這方面的文獻。流亡學非我專長,但我在一些政治學和歷史學同事幫助下,讀出了一些輪廓。

我發現有幾本同事介紹的書在有關文獻索引出現的頻率特別高,因此買來閱讀;下面介紹其中三本。無獨有偶,三書作者或編集者都是猶太裔,但那大概也不是甚麽太巧合。篇幅關係,只能用比較多筆墨介紹一本,其餘兩本說幾句就從略。

第一本最舊,是 Paul Tabori 1972年寫成的The Anatomy of Exile。此書堪稱西方現代流亡學第一部專著,作者卻不是一個專業學者,而是一個相當多產的作家,生在一個匈牙利猶太家庭,父親死在納粹Auschwitz毒氣房,母親和他逃難到英國。當時有關流亡的一手資料主要都在聯合國難民署(UNHCR),學術界沒多大興趣研究,以致作者寫此書時,先得花功夫斟酌何謂exile,因為英文裏有好幾個語義相近但側重點不同的詞;之後才開始寫戲肉──4,000年的人類流亡史,以及近世主要西方國家對待流亡人士的態度和政策。400頁的書要講那麽多的事太困難,但我讀之有不少得着。

英國這樣收難民……

原來,英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流亡者的最佳避難所。「歷史上不止一次,英國先是歡迎了一個廢君,沒過幾年又歡迎一批早前把那君廢了的政客。」作者此話不假。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第三次流亡之所就是英國,而且一待就逾三十年,儘管老馬的夥伴恩格斯已經出版了他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把該國形容得像人間地獄。老馬百年之後歸葬,也選擇英國。過不久,馬思想發揚光大,導致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大量反共逃亡者離開匈國。接收國呢?還是英國。

二戰期間,英國收容了最大一批敵對國德國難民,安置在倫敦西北幾個區,以致當地流傳不少笑話:「Hampstead 和 Golders Green 是希特拉的最後領土要求」;「在那裏的公寓棟外面大叫一聲 Herr Doktor,每個窗口都馬上打開且有頭探出回應」;如此等等。二戰之後,你說它假慈悲也好、罪惡感也好,狹小的英國收容了超過100萬名它的前殖民地主要是印巴的難民,以及10多萬名大戰期間先是被蘇聯俘虜然後又被史太林一脚踢走的波蘭雜牌軍;其他國家掟給它一小撮一小撮的難民更不計其數。

我讀此節之後,回想英國當年的 BN(O) 政策不那麽寬鬆,也就多了一份了解。論悲慘,當時其他國家的政經難民比香港人慘得多者多的是。反觀咱們祖國,一面推動「留港不留人」,一面大罵英國沒安好心要放寬BN(O) 移民;那直頭是要把「不聽話」的香港人往死裏整、往海裏丟,真是何其性之忍耶!

六桶冷水的靈感

Tabori 的書講歷史也講笑話,比較感性。相比,台拉維夫大學管治學院院長 Yossi Shain 1989 年寫的 The Frontier of Loyalty -- Political Exiles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 State 就比較分析性,但因為羅列很多重要事實,故絕非枯燥無味,特別是對現在進行式的流亡者而言。我前文那「六桶冷水」,靈感一半來自本書;例如,本書詳述流亡團體之間搶大台爭正統引起的運動內部分裂,期期以為不可。此外,作者深入討論了好幾個關鍵議題:

•流亡人與海外社群(流亡人通常只佔播遷社群的極少數,得到後者的支持,才可得到海外認受,彌補本土認受的漸失或過時)

•流亡翼和本土翼的關係(有合作也有競爭,處理不好在事成之後很麻煩)

•流亡人的國際認可(命懸一綫就靠它,寄人籬下很辛苦,要檢點還要高EQ)

•出走國和接受國打仗怎辦(列强攻俄,流亡者列寧反對參戰衞國,裏外不是人)

•帝國追擊(天涯海角你都大鑊,逃亡罪加一等,隨時皇天殛殺,坐監安全啲)

如此貼切時代需要的話題,香港的流亡者和他們的支持者們恐怕很快會人手一本。

美國:前之親墨派、今之親華派

最後介紹 Peter I. Rose 編的論文集 The Dispossessed - An Anatomy of Exile 。Rose 是美國頂級學院之一的Smith College社會學教授,該校在二戰時全力支援猶太流亡人,成為佳話。本書其中一章講意大利反墨索里尼流亡人在美經驗,其事與今天海外環境相對應,香港流亡人需充份戒懼。起先,那些流亡人到了美國以為很安全,怎料美國有很多支持墨索里尼的蛋頭,哈佛、耶魯、哥大,都處都有,傅高義之道從來不孤。但更要命的是意大利移民社群──以紐約 Little Italy最大,其僑領全部超愛祖國擁老墨,直到義大利與德國結盟、美國參戰,那些僑領才「忽然親美」反法西斯反老墨,美國國務院卻倚重他們,恭聽他們的意見以便對付意大利,不僅令流亡者大失所望,還導致他們之間的分裂!

有社運人會問,提起政權迫人流亡就火起千丈怒髮衝冠,恨不得把特黑打個稀巴爛,怎麽還有心情翻故紙堆?那種怨憤我了解,不過,越是需要行動,也就越需要知識和資訊的指引。我希望大家能夠分一點時間冷靜閱讀,鑒別哪些資訊是有用的和重要的,共同建構、分享適切香港人的流亡學問。

練乙錚

英語學習: 梁燕城先生的反面教材

[轉載]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37659/%E6%A2%81%E7%87%95%E5%9F%8E-%E4%BD%95%E5%90%9B%E5%A0%AF-%E6%AE%BA%E7%84%A1%E8%B5%A6-37659/%E4%BA%BA%E4%B8%80%E8%97%8D%EF%BC%8C-%E8%85%A6%E5%B0%B1%E6%AE%98%EF%BC%9A%E4%BE%86%E7%9C%8B%E7%9C%8B%E6%A2%81%E7%87%95%E5%9F%8E%E5%8D%9A%E5%A3%AB%E7%9A%84%E7%88%9B%E8%8B%B1%E6%96%87%E5%90%A7%EF%BC%81




「比何君堯的爛英文更爛」- 馮睎乾這樣形容梁燕城博士為了證明何君堯的清白, 以中國文化專家身份,給英國事務律師紀律審裁處遞交的那份英文供詞。

梁博士似乎沒覺得他的英文很爛, 因他驕傲地把那份供詞發到他的臉書,並標榜自己是「唐君毅和牟宗三的學生,且發表過一百多篇學術論文。」
照片來源:CRRS Media影片截圖

我抽出他所寫的其中一段英文,作出以下點評:

梁博士原文:

“When people speak in this phrase 殺無赦 (sha wu she) nowadays, its meaning is for a dramatic expression only. From the point of modern day ordinary language analysis, the meaning of 殺無赦 (sha wu she) is “unforgiven” and not really mean “killing”. One of the example is a Hollywood movie namely “Unforgiven” in 1992, directed by Clint Eastwood and written by David Peoples, its Chinese titl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s 殺無赦 (sha wu she)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way of using this phrase nowadays is to proof more on to signify meaning of unforgiven instead of killing.”

“When people speak in this phrase 殺無赦” - this is pure Chinglish. Dr Leung must have had in mind something like “當有人講到殺無赦.”

The line that follows - “its meaning is for dramatic expression only” - isn’t grammatical either, because “its meaning” doesn’t match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people who say 殺無赦).

An error-free version might read like this:
In contemporary times, when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say 殺無赦, by no means are they indicating that they want to kill someone.

“From the point of modern day ordinary language analysis” - the reader already knows Dr Leung is offering an analysis of the modern usage of 殺無赦, so what’s the point of saying this? His paragraph’s content would have remained the same if he hadn’t added this phrase.

“The meaning of 殺無赦 (sha wu she) is ‘unforgiven’ and not really mean ‘killing’” - Dr Leung should have omitted “really mean.” I do wonder about his liking for the words mean/meaning, though; we are only two sentences into this paragraph, yet already he has used them three times. Is his vocabulary this sparse?

The rest of his paragraph is curiously riddled with the kind of errors even primary school kids would have known not to make - “one of the example” should have been “one of the examples.”

Other slip-ups to note:

Dr Leung’s version:

“One of the example is a Hollywood movie namely “Unforgiven” in 1992, directed by Clint Eastwood and written by David Peoples, its Chinese titl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s 殺無赦 (sha wu she) in Taiwan.”

My edit:
By way of illustration, I’d refer to Clint Eastwood’s western “Unforgiven”: in Taiwan, the name of the film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s 殺無赦.

Dr Leung’s version:

“Therefore, the way of using this phrase nowadays is to proof more on to signify meaning of unforgiven instead of killing."

My edit:
Accordingly, under the current linguistic practices, 殺無赦 signifies the withholding of forgiveness rather than the urge to inflict serious physical harm.

I’d actually take issue with Dr Leung’s strategy of citing a translated film title as authority to back his claim that 殺無赦 connotes refusing to absolve someone and not killing someone. The thing is, to do their job well, translators of film names typically practise poetic license. So, “仙樂飄飄處處聞” (a line borrowed from the Tang Dynasty poem 長恨歌)works much better a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ound of Music” than the literal “音樂的聲音.” Since translations of film names often don’t reflect everyday habits of speech, Dr Leung shouldn’t have used the Unforgiven-殺無赦 example because it wouldn’t help him prove that Junius Ho meant no harm when he invoked that phrase at a rally.

My rewrite of Dr Leung’s paragraph is short and sweet:
In contemporary times,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deploy 殺無赦 as a figure of speech only. They don’t mean to kill anyone, any more than someone who says ‘an eye for an eye’ intends to rip out another person’s eyeball.

I specialize in teaching Chinese students how to write native or near-native English. Interested parties can contact michelle.ng@gmail.com

my website: michellengwritings.com

救救譚伯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37646/%E8%AD%9A%E8%80%80%E5%AE%97-%E8%AD%9A%E8%A9%A0%E9%BA%9F-bno-37646/%E6%95%91%E6%95%91%E8%AD%9A%E4%BC%AF

八大開會原則

[轉載: 《et經濟通》,http://www.etnet.com.hk/www/tc/lifestyle/officetips/workgossip/70198?part=0]


 「上班沒幹啥,一直忙開會,大會接小會,神經快崩潰……」這首在網上流傳的打油詩,絕對是不少打工仔的心聲!不是說開會毫無價值,但依心直說,過多和冗長的會議實在讓人厭煩,倘若與會者準備不足,更覺浪費時間,以致嚴重影響生產力!所以這就不奇怪,連全球首富、以創立Tesla、Space X和PayPal聞名的「鋼鐵人」伊隆・麥斯克(Elon Musk)為何亦曾公開對員工表示:「開會是最浪費生命的事!」


雖然會議惹人心煩,但它始終是一個能夠讓同事互相表達意見、了解工作進度,甚至激發創意的平台。想開會不拖拉、有效率?記住以下8個守則!


1. 開會人數不超過8人

 

  愈多人開會愈好?不!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Robert Sutton曾進行相關研究,結果發現,5到8人的會議是最有效率,一旦超過了,會議中的對談品質就會開始下降!想開會開得有效率?只需邀請與會議主題直接相關的人參與即可,最好不要超過8個人,才可確保與會者有充足的時間去表達意見,還可空出其他同事(尤其是不表達意見、只會你眼望我眼的旁觀者)去集中處理當日的工作,以免整體工作進度因「人人去開會」而被拖慢。


2. 提前至少3天通知會議議程

 

  明明在開會,但感覺似漫無目的地閒聊?或許是因為與會者並不清楚召開會議的、議程!所以舉行會議前,最好提前至少3天發出會議通知,列明議程、時間、地點等,讓與會者可以提早做好準備,包括搜集或閱讀相關資料,以便從會議開始就能圍繞主題作討論。

 

3. 會議主題必須明確

 

  很多人都會有一個想法:「反正開會,不如一次過討論晒所有議題,好像更省事!」但其實會議主題愈多,只會愈容易失焦點,也會很容易因「暫時沒想法」而不斷轉話題,最後花上幾小時都得不出任何結論!


4. 避免在星期一開早會

 

  所謂一日之計在於晨,不少人都很喜歡在早上開會;尤其星期一開早會,可以盡早制定一星期的工作安排,但原來這是最差的開會時段?著有熱賣書《Tame Your Terrible Office Tyrant: How to Manage Childish Boss Behavior and Thrive in Your Job》的美國職場研究專家Lynn Taylor提出2個「星期一不宜開早會」的原因:一,經過周末休假,星期一早上是員工最有生產力的黄金時刻,不宜因召開會議而分散其注意力;二,很多打工仔都會有Blue Monday症候群,有時難免會遲到甚至詐病請假,往往很難齊人!


4. 避免在星期一開早會

 

  所謂一日之計在於晨,不少人都很喜歡在早上開會;尤其星期一開早會,可以盡早制定一星期的工作安排,但原來這是最差的開會時段?著有熱賣書《Tame Your Terrible Office Tyrant: How to Manage Childish Boss Behavior and Thrive in Your Job》的美國職場研究專家Lynn Taylor提出2個「星期一不宜開早會」的原因:一,經過周末休假,星期一早上是員工最有生產力的黄金時刻,不宜因召開會議而分散其注意力;二,很多打工仔都會有Blue Monday症候群,有時難免會遲到甚至詐病請假,往往很難齊人!


不準時結束會議也不好,因為會影響所有與會者的原本工作進度,變相增加公司成本。


6. 會議不宜超過2小時

 

  除了開始和結束時間,還要注意會議時間長度,最好不要超過2小時,否則很容易造成腦疲勞,影響記憶力、專注力,連工作效率都會大跌!為避免飯後攻心,不少人的理想會議時間都在午飯前的2小時內;也有些人偏好在下班前2小時開會!

 


7. 鼓勵但不點名與會者發言

 

  為避免會議欠交流,或單向傳遞資訊,不少老闆和管理層都會鼓勵員工或下屬發表意見,這做法當然很好,但切忌突然點名、規定輪流開聲,避免造成開會壓力!還要注意的是,開會時應保持一個自由討論、集思廣益的氣氛,無論你是甚麼身分和職級,不必凡事唯唯諾諾,當然也不要武斷或隨便批評別人的意見!

 


8. 只參與有決策者在的會議

 

  「誰負責做決策?」這是大部分人都不會問的問題,皆因認為事不關己,更何況最好的答案一定是:「老闆啦!」這正正是問題所在!如果老闆不在會議?是該由職級最大的人,還是最熟悉相關議題的人做決定?其實都可以,但當然要先獲得授權!參考一下Google的做法:為提高會議效率,Google的執行長Larry Page曾訂出開會四大規則,其中一項正是「每次開會都要有決策者,不一定要是老闆」;因為他認為,若會議上沒有決策者,就無法做出任何決定,會議開了也是白開!

 

2021年1月24日 星期日

無能的香港體育界高層

[轉載: 阿琪, 體記隨筆 ]

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096)

2021年1月19日,周二,政府宣布農曆新年繼續有花市,但攤檔數目減半,同時會利用科技監察人流,以免大量市民聚集。敢問一句,花市多人還是球場比賽多人?如果因為擔心人多染疫,如何證明一支球隊練習、比賽出事機會比起花市游人如鯽更高?

在花農全力發聲之後,政府決意急轉彎,花市開、唔開、又開,半個月內左轉右轉扭得勁過頭文字D藤原拓海架AE86 ,現在總算順應民意,給商戶一條活路。只是,政府開球場予花農及商人做生意,卻不開球場予本地球圈做生意,難道本地球圈老闆們投入的金錢就不是錢,只有花農及商人的錢才值得重視?

數現役,8支港超聯球隊一季合共投入班費逾1億港元,養活了多少個家庭,是支持體育業界的重要力量。還未說今季東方龍獅、傑志、理文有機會去踢亞冠盃、亞協盃,代表香港足球出外爭取名聲。說歷史,香港足球總會成立於1914年,是亞洲足協創會成員,而且亞洲足協首4任會長,包括羅文錦、郭贊、雷瑞德、陳南昌,全部來自香港。在情在理,足球圈子一向是本地體育界的中流砥柱,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向球圈開刀,實際上不單止傷害本地波,同時在傷害本地體育圈子,各大總會都在掙扎求存,而且看不到曙光。難道未來一年,體育界都不能正常運作,政府是打算包底一直養起體育界8萬多位相關從業員嗎?

如果因為體育界出現大規模群組而決定暫停體育活動,這個理由算是合理,只是現實卻是由去年至今未見有任何特別例子,但政府已經一刀切地封死所有體育活動,一直在消磨業界鬥志及希望。不要說什麼體育界別沒有經濟貢獻的廢話,實際上2018年本地體育行業相關就業人數係81000人,佔總就業人數2.1%。以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係57,000百萬元,佔總體 2%。 呢堆數字唔單止係錢,背後仲係一個又一個活生生嘅人同家庭。薪優糧準的冷氣房高官,有諗過你哋打散業界其實是在作惡嗎?

好明顯,即使有疫苗來到都不等於疫情會消失,根本全世界都在和疫情戰鬥,但世界各地仍然盡量維持正常的體育運作,讓大眾合理地做運動,因為這是基本人權,同時是信任人民有足夠自理能力去應對疫情。一味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樣的情況還想維持多久?

看到花市唔開又開,看到政府又再倒錢落無底深潭海洋公園,回頭看看本地球圈及體壇聽教聽話卻變成一池死水,這啖氣吞得落嗎。難道要說因為政府內沒有任何自己友幫手講好說話,體育界就要硬食再硬食直到窒息為止,這隻死貓還想體育界食到幾時? 不要忘記,政府投放不少金錢在體育界及足球圈之內,難道一句防疫至上就沒有方法轉彎,沒有方法參考亞洲其他國家及地區的例子在疫情下保持體育圈子運作,然後又要業界中人白白陪住無能官僚再浪費一年嗎?

好話唔好聽,03年沙士時期同樣人心惶惶,當時體育界別、足球圈子仍然正常運作,政府留一手、留一口氣不致於趕盡殺絕。18年後的今天,本地球圈步入最黑暗時期,看看政府封完堂食晚市、封完球場及體育處所,同樣每日有過百宗確診,難道染疫的錯誤就要由體育界來做代罪羔羊,直到一個不知何時可能出現的清零出現才有轉機嗎?那麼,政府是否打算向各大球會老闆賠償,8隊投入合共逾1億卻無波可踢無波可練,冤有頭債有主,這一筆數誰人來找?

談到此處,不免講起香港體育界的漏洞之一,是沒有成文的體育法,不像中國及台灣有法可依,也沒有像樣的體育界代表據理力爭。體育界的中上層也許此刻未燒到埋身,但當底下的樁腳因為今次疫情被燒清光,未來若果人才凋零,屆時不要有人跳出來高呼體壇已死,不要再妄想有本地運動員在外爭光之後大家可以一起風光合照。當你不重視業界中人生死及未來,憑什麼過來沾光?

阿祺
2021.01.19

區家麟: 留在故土當賤民

[ 轉載: 《蘋果日報》區家麟,2021年1月23日 ]

二十多年來,香港人總會在回歸日、國慶日,或失驚無神隨時隨地聽到有愛國者喃喃念誦類似對白:香港回歸是「百年屈辱史的終結」,殖民統治時,香港同胞面對「帝國主義的惡行」和「殖民奴才的嘴臉」,只是「二等公民」,「沒有民主權利」,現在香港人「當家作主」、是「主人翁」……
嘿,論屈辱,一直搞不明白,如果殖民管治如此屈辱,為何半世紀前我們祖輩攀山涉水投奔怒海,冒性命危險,投入殖民地香港的懷抱;論屈辱,香港公務員回歸前被譽為天之驕子,效率超凡,新時代的特區公務員,現在人人要執筆劃押,叩頭表忠,屈辱意難平。國家屈辱史的終結,是個人屈辱史的開端。

至於「奴才嘴臉」哪個時代較輝煌?若以立法會為例,英治時期無疑很多奴才,但舉止優雅,最少裝扮得優雅;今天立法會如馬戲班表演,飛禽走獸亂舞,無知就是力量,鄙俗、赤裸、奴性的酸臭味濃得化不開。若觀政府高層,往日總督,如麥理浩或彭定康,還有強勢的時候,面對倫敦可以硬起來;新時代的林鄭月娥,問她BNO想如何懲罰香港人,不知道;問她想如何改變選舉制度,也不知道,一切聽候北京發落。

論「二等公民」,香港人從來都是,今天前仆後繼逃難到外國,甘願受歧視,搶住做二等公民,為什麼?因為留在故土,選舉權沒有了、言論自由被割喉、BNO有罪、不表忠有罪、選舉想贏都有罪、錢財隨時被凍結,幾時申請公屋都要先簽字擁護基本法?如此待遇,不是二等,是四等、五等;也不是公民,是賤民。

最好笑是,建制派大玩家開始吹風,要大改選舉制度,特首選舉甚至走回頭路,回到由權貴「協商」產生,與港督任命看齊,才能有必勝保證;立法會DQ關卡重重,只剩下聽命的魚蝦蟹。什麼「民主權利」如風飛逝,什麼「比殖民地更民主」如大巴掌大巴掌狠狠自摑。尊貴的愛國者們,你的臉都腫了。

殖民時代,《天佑女皇》放在電視台深夜播放,殖民者不要你的愛,但培養了一群香港人,認同其價值,願意在小島上安身立命;新特區時代,《義勇軍進行曲》加碼日播夜播,惟恐你愛得不夠,但廿多年來倒行逆施,培養了一群離心的人民,也培養了一群自己也信不過的土共嫡系;要用人時,滿城盡是庸碌擦鞋仔,於是準備大舉引入北方金融才俊,佔領高位大換血,留島不留人。

辛辛苦苦廿三年,一朝回到殖民時,請一起大笑三聲。

2021年1月23日 星期六

葉劉淑儀談中國國籍

[轉載]




英國政府本月31日開始接受港人申請BNO留英計劃「5+1」方案,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日前指,是時候處理港人雙重國籍問題,建議當局可提出一個確實「截止日期」(cut-off date),該日子以後獲取外國籍的港人,會被視為出於自己意願,根據《中國國籍法》第9條放棄中國籍。
不過,特首林鄭月娥昨指行會和特區政府並無討論相關問題,葉劉淑儀今早(13日)在電台節目表示,有關建議是個人意見,沒與港府或內地官員討論,但認為其建議讓有意移居外國的港人想清楚後果。
民主黨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劉慧卿指,移民是港人現時熱議的題目,稱不少人對《港區國安法》感憂慮,故很多人歡迎英國做法。劉慧卿稱,不明白葉劉淑儀為何要「獻計」,形容是與不少港人為敵。




葉劉指,有這個想法是要回應英方容許持BNO資格港人申請居英權的問題,強調建議冀讓有意移居外國的港人想清楚後果。(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葉劉:中央或需再次釋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6年曾就《中國國籍法》作解釋,規定只有主動憑有效證件向當局申報已變更國籍的港人,才會喪失中國公民資格。葉劉淑儀指,中央一直對港人持雙重國籍「隻眼開隻眼閉」,這次若要採取有關建議需再次釋法,並可說明只針對BNO或連同其他國籍。她又指,有關做法是想有意離開的人想清楚後果,強調他們仍有入境權,可自由在香港工作及生活,住滿7年後,再重新獲得居港權。

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早前接受訪問提及,聽聞不少醫生正考慮移民。被問到香港是否出現移民潮,葉劉指「我唔係蔡堅」,認為不少身邊人因不滿香港的防疫表現而選擇回內地,亦有人打算送子女到台灣讀書。

劉慧卿指,不明白葉劉淑儀為何要「獻計」,形容是與不少港人為敵。(資料圖片/黃舒慧攝)


劉慧卿:不少港人歡迎英國政府做法

劉慧卿在同一節目指,相信葉劉淑儀「好嬲英國」,但不明白對方為何在連中央都未有具體方案時「獻計」,形容做法與港人為敵。她強調,當年英國移交主權後只為港人安排旅遊證件時,已認為應為港人提供居英權。劉慧卿稱,不少人原對英國沒有太大期望,但得悉英國政府上年提出BNO「5+1」留英方案後都表示歡迎。她又指,很多人對《港區國安法》感憂慮,相信他們是基於惶恐,認為政府沒有保護他們。

林夕: 中大奇葩

[轉載,林夕,《蘋果日報》,2021年1月21日]

中文大學對李薇這朵奇葩,竟然扮演起政府角色:不會就個別教職員作評論。李薇是個別案例,鬧事紀錄是個別事件的話,那中大往後不必再就任何人事發表任何評論。

如此失常,只願她瘋狂行徑,出於精神有毛病,可惜,看往績,百分百不是。

在地鐵內出醜絕非這朵奇葩偶然發瘋,無論校外校內,劣跡斑斑。去年接受獨媒訪問,撿拾路邊祭品回家弄一頓吃飽飽,李薇承認是博出位,爭取續約。這只是浮面一層,心理冰山下一角,是在響應大陸光盤行動,惜食到不珍惜身世,是裝表忠,還是像她所說:「香港富裕同胞應該節省糧食給掃街貧窮婆婆吃。這就是中央政策,你不支持啊?那就是資本家幫凶」,只有她心知肚明。

一,如此菩薩心腸,怎麼不收集路邊祭品,炮製好之後分給食物銀行?二,不支持中央政策,就是資本家幫凶,這話是說給中央以及中大校方聽的,我從北方來,而且黨性不改,要動我,請小心。

用最君子之腹度此人之心,所作所為只為一個目的,要升任教授。在社交媒體,看得出與學生論戰,是要保持熱度,沒人理睬,自己回發帖說:「居然一周沒回覆,太冷清了,來幫你們貼個頂吧。」關於社會運動,她說:「都已經強姦了,光反抗……」,終於惹來岑敖暉也忍不住回話。

所以,回到最近這則地鐵怪談,斷斷不是神經病,是黨奴病趁機發作,比與鬼爭食更引人側目。 中大人士回報,這奇葩經常對同事大呼小叫,大鬧院長,在課堂指名道姓批評系主任,在港鐵向員工及港警發難,只是把大媽化學者所為搬到港鐵而已,大媽會選擇潑婦罵街來爭取正教授位置,理所當然。

如果只是大媽病發作好了,「你有事就搵我同事,唔係搵我!」並不駭人,最恐怖是下一句「你點解唔搵馬嶽?點解唔搵李家翹?佢哋違犯國安法!係你哋唔啱,我係用錯咗八達通,你哋就拉我!」江山易改,黨性難易,文革舉報批鬥意識上腦,還在中大政政系任教,一個會說「『佔領中大』影響我嘅工作、校園都爛晒」的人,請問有否誤人子弟。中學老師屢有「違反專業」而遭終身除牌,大學有這樣的老師,是否更應該嚴肅處理?港大校委會輕輕鬆鬆就炒掉了戴耀廷,請問中大有沒有膽力魄力能力炒掉李薇?

不過,沒用的,全港各大學,緊抱大陸思維教香港學生的教員數不勝數,炒掉一個李薇,還有千千萬萬個李薇。中大若不覺得羞恥,就積極不作為吧。

2021年1月22日 星期五

黃金冒險號離開了

[轉載: 陶傑,《蘋果日報》,2021年1月20日 ]
迎接一個新時代開始,既叫做Change,那麼這個專欄的欄目超過四分一世紀,也應該變一變。

我當初寫專欄,在香港某前品牌知識份子報紙開始。時維九十年代初,小說家老闆C先生囑我寫一點英國的事情,所以那時的欄目叫做「泰晤士河畔」,如姚莉的「相思河畔」,雖然直白得有點民國,但此時帶有感性抒情色彩,畢竟是我的「文學時期」。

不久來到香港,仍然在他老人家那張報紙全職寫,專欄改一個名。其時九七漸近,許多香港人計劃移民。我想一想:逃離家園,為什麼是歷代中國人的宿命?包括C先生一九四九年離開他浙江杭州的大陸家鄉,來到香港,憑一支寫小說的生花妙筆,辦了一份繼承胡政之民國大公報獨立風格真正自由主義的華文報紙,開創一番文化事業。

我想起越南船民投奔怒海,其中有一艘很知名,叫做Golden Adventure。想一想,由修咸頓海港出發的鐵達尼號之沉沒,預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英帝國的沒落。在那個關頭,我將專欄名叫「黃金冒險號」,以警香港今後可能面對的命運。從此二十多年,敘議多於抒情,探討中西文化衝擊下的民族性,重理性邏輯,變成我的「哲學時期」。

結果,香港人藉BNO又掀起移民逃亡潮,「黃金冒險號」一欄成讖。四分一世紀過去,世局經濟,時勢常新,民族基因,宿命如故,在新舊之間,要換一個欄名,若在蘋果名采版還有機緣繼續寫下去的話。

新欄名「山火林風」,也是誌念一個熊熊焚燒的亂世。雖然出自日本戰國將軍武田信玄的「風林火山」,原意是:「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這四個字並列,視覺意象效果濃烈而壯美,本身是軍事的要訣,但在一個亂世,許多是非標準逆轉,若將這四個字倒轉排列:山火林風,世界河山一片火燄,山林欲靜,狂風不息,而火勢益旺,正逆兩讀,俱可。

一年之內,澳洲和美國洛杉磯郊區都發生過山火,氣場所及,連美國總統就職禮之前,國會山也燒了起來。煙焰兵火,戰亂嗥啼,法華經說:「劫濁亂時,眾生垢重」,二〇二〇年是歷史關鍵的一年,這句話說盡了網絡壟斷、數據獨裁的新時代,沒有文學,也沒有哲學,而只有達爾文學(Darwinism)。

在惶惑的時候,我常常想,若C先生還在,他會怎樣寫。

但C先生那一級的哲人都離開了。

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

Humble

https://www.betterme-magazine.com/%E5%A5%BD%E7%BF%92%E6%85%A3/%E7%9C%9F%E6%AD%A3%E9%86%92%E7%9B%AE%E7%9A%84%E4%BA%BA%E4%BF%82%E6%9C%80humble%E7%9A%84%EF%BD%9E/?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linkpost&utm_campaign=210105_%E5%90%83%E9%A3%BD%E5%B0%B1%E6%B2%92%E4%BA%8B%E4%BA%86&fbclid=IwAR3lSqz2ltGaAUYzYidian5Co3IbWKNJt3UBv0r92Q7_B2vrIcQNHH4M8ho

陶傑: 什麼叫「change」?

〔轉載:  陶傑,《蘋果日報》,2021年1月18日〕

川普大風暴,民主制度蒙污,民意大撕裂。狂人總統到了後期,確實凱撒大帝加上一點點尼祿,但由羅馬帝國興亡史的角度,凱撒大帝固有遇刺之必然理由,尼祿發瘋火燒羅馬,也有因果。

歷史學無非就是一連串因果學。美國一月之亂,川普發瘋,完全可以歸咎於克林頓、布殊、奧巴馬三任埋下的因。

戰後出生的這一代,不只克林頓,連英國首相由貝理雅以下,德法歐洲,沒有一個像樣。「全球化」令本來最適宜在野做反對派的知識分子,與華爾街和高科技工業勾結成權勢,進入白宮。

十二年前,我在本欄,率先批判奧巴馬的口號Change。南宋滅亡,蒙古人統治,是Change。東羅馬帝國滅亡,鼠疫和蠻族陷歐洲入黑暗時代,也是Change。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三千年一切美好的文化,也是Change。在歷史上、哲學上、美學上,必須警惕奧巴馬這個人,帶來的Change是什麼。

果然,擅長吹水志大才疏的奧巴馬,一上台遇到金融海嘯,明明國家發生了大事,美國和西方往何處去,二〇〇八年是一個重大關口。但奧巴馬只能聽從華爾街財閥,發鈔票應急,這個三流人物並無能力改變自由主義者最喜歡批判的貧富懸殊。

大事做不來,只有圖無聊之瑣小。拜登上台,即宣佈推行奧巴馬那套設立第三性廁所、容許兒童選擇性別、在英語詞彙取消父母男女之說,採用新時代去性別的新代名詞——這套令人作嘔的左膠意識形態,不妨看看偽善的傀儡拜登撐到幾時?例如,拜新上任之後,他的老婆,該還叫做First Lady,還是First Partner?

本來美國左匪和川普互相發瘋嚙咬,是美國自己的事。但這個國家主宰世界,其大數據又操控人類的情緒和資料。本來若有一個獨立、強大的歐洲和英國,可有效制衡頭腦簡單的美國人;本來一九四九年若沒有經過另一場Change的一個文化中國,以佛家老莊的古老的價值觀,此時可另樹一套文明典範。

但這些國家都做不到,竟然讓奧巴馬、拜登這等人來指點全球,雖然奉送瘋子川普的一場鬧劇,全球觀眾看熱鬧、當做娛樂,但笑完之後想一想,畢竟是全人類的恥辱。

2021年1月19日 星期二

劉細良: 大肅清時代


[ 轉載劉細良,「公務員大肅清」《蘋果日報》,2021年1月18日。 ]

林鄭要求全體公務員在一個月內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出席立法會委員會會議時表示,公務員有權以市民身份表達意見,但若公開以公務員身份表達意見,除非與公務員本身薪酬待遇福利有關,否則必須考慮會否與公務員身份衝突,或令人誤會不支持政府施政,強調公務員可以對政府施政有意見,但前提是不可以「持住同特區政府對着幹嘅心態或態度。」他重申作為公務員身份接受傳媒訪問,要注意言論如何表達,「但你可唔可以同反華媒體做訪問,我覺得清楚嘅」,建制議員追問香港電台、《大紀元》是否「反華媒體」,聶德權就沒有回應。

現在形勢已經越來越清楚,香港正進入國安管治時代。公務員宣誓,目的是建立一套政治思想審查制度,而宣誓就是懲處的機制,以違反誓言來清除思想言論有問題的人。本來公務員懲處是限於瀆職,由一套公務員事務局的內部紀律聆訊處理,當年盧維思因維港巨星匯做代罪羊被處分,他便用司法覆核推翻局方決定,這是有規有矩的。但若公務員就政策或政治問題表態,例如警察員佐級協會代表公開批評政務司,這是否已經構成違誓呢?以聶德權的說法,應該係,那究竟誰去決定?

又例如公務員接受「反華媒體」訪問,究竟官方是否有一張「反華媒體」名單,並且公開知會所有公務員?好了,究竟這張名單由誰去定,例如《華郵》、《紐時》、《華爾街日報》、CNN、霍士新聞算不算呢?霍士新聞今日不算,若日後批評中共,華春瑩記者會上指他們反華,那麼是否自動加入「禁止接受訪問」之列呢?若果不公開接受訪問,公務員私下向路透社提供林鄭會見商界談話,又算不算接受「反華媒體」訪問呢?梁志祥提問時更將香港電台同《大紀元》並列,那究竟香港電台算不算「反華」?聶局長不回應,那公務員定必陷入無所適從之境況。因為常理推斷,港台屬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又屬公務員,若屬「反華媒體」,應該全部已被革退。今後為安全起見,港台記者訪問,應該拒絕並保持沉默。但若港台不屬反華名單,那商台又怎樣?

宣誓將擴大至公共機構

這些政治審查產生的問題沒完沒了,最後就會由一個專職機構解答、或提供名單,而為紀錄公務員違誓情況,又會幫他們開file,這些工作,在共產東德,就係由國安局處理。公務員宣誓只是第一步,跟手宣誓會擴大至公職人士,包括所有出政府糧的法定機構、資助機構員工,即教師、醫護、社工,然後再擴大至公共機構。如此繁重工作,公務員事務局應付不了。因為往後還要抽出公職人士內擁有英國居留權的「異己分子」進行肅清,這更加順理成章,由國安公處負責。

大肅清年代,當不少高級公務員目睹泛民被大抓捕而雀躍之際,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成為了下一批肅清對象,而更可悲是,議會內建制議員只會落井下石,已經再沒有反對聲音,質疑政府任何決定。

2021年1月16日 星期六

區家麟: 悲劇的極致就是史詩級的笑話

[ 轉載區家麟,《蘋果日報》, 2021年1月17日]

感謝李家超,本人一向語言乏味,不懂用「歹毒」之類言辭;這個星期,香港人又深刻學習了什麼叫「歹毒」。

網絡防火牆降臨香港,國安要求網絡供應商封鎖內有起底警員資料的「香港編年史」網站,但行徑偷偷摸摸,警方不披露資料,網絡供應商擔當黑手,但只有一家願意承認。歹毒陰險處,在亂用國安法,警員私隱資料,本來有其他法例處理,與國安何關。昨天見到有人隨街扔垃圾,要不要撥打國安熱線舉報,呼喚國安法?

BNO爭議,本來無一物,卻誘發了一堆怨懣,嫉妒,忿怨的嘴臉。大英帝國大發慈悲,供BNO資格持有人居英優惠,強國暴怒,指英國違反護照安排外交承諾;事實是貴國首先宣稱《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基本法》亦棄如敝屣,推翻自己的莊嚴承諾在先。若然你認為英國違諾,要懲罰,卻為什麼要懲罰香港人?是誰在雪中送炭,是誰落井下石?

是誰令一眾香港人,寧願不顧一切投奔武肺大爆發封城中的英國?一個偉大祖國,想叫人民不要走,理應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但大國傲慢,惱羞成怒,準備各種反制,要反制自己的人民,據聞要懲罰BNO持有人,懲罰你喪失永久居民身分,懲罰你不得投票,逼你宣誓,自揭護照底牌之類。整人之術,層出不窮;不如說,持BNO者死,會否簡便一點?

既云中國國籍法不容許人民雙重國籍,現在要嚴格執行的話,為何只針對BNO,九十年代以居英權計劃得到真正英國護照的人,中國同樣不承認其地位,又為何輕輕放過?美加澳紐的護照,是否也要一網打盡,一視同仁?有尊貴愛國者提出,劃一條「死線」,某日子後入籍外國的香港人,將不被視為永久居民;於是又有疑問,為何優惠現在及過去得到外國居留權的人?提出這方案的人,自己及親屬是否想死攬外國居留權不放?你們有沒有利益衝突?

選舉大戲又準備創新猷。強國邏輯一向如是,選舉要保證投票前已知自己贏硬才有選舉,若有對手想贏就誣蔑你奪權危害國安。權貴恐懼敗選,去年立法會砌辭延後舉行,還害怕未有必勝把握,繼而藉故DQ、大搜捕初選參選人、準備剝奪BNO持有人投票資格,給自己開拓大灣區新選民。整個選舉遊戲規則已經是權貴自設自訂,仍然驚輸,宣稱我受人民擁戴卻明知自己不得人心;現在還放風說,準備大改選舉制度,甚至再推遲選舉,才能必勝,這是何等虛怯。

我們見到國家級的歹毒,宇宙級數的偽善,悲劇的極致就是史詩級的笑話。

雙重國籍

[ 轉載: 林夕,「葉劉這把火」,《蘋果日報》,2021年1月15日 ]

如果命運能選擇,實在不願意短期內再寫葉劉。可惜卿已本非佳人,更奈何作賊,學人做賊,又專門表現出是大笨賊一枚,不吐不快,而且要趁快。

張愛玲自稱成名要趁早,葉劉從03年始已久享盛名,有足夠本錢收聲。要保持聲量,請別製造真正愛港愛國不該有的噪音。這次分外刺耳,震響有色無色港人,伸出頭來建議中國政府修改國籍法,禁止香港人擁有雙重國籍,更自設死線,取得外國國籍者,會自動失去中國國籍,無法申請特區護照,連香港居留權及選舉投票權都一併剝奪。

壯哉斯言,根據基本法,任何人若住滿七年者,即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身分證上面寫着「永久性居民」,請問葉劉,永久性居民的身分是否自動擁有中國籍?若然,中國政府修改國際法之餘,也要修改基本法,當然,基本法基本上要改不改也無所謂,基本上並沒有受到過尊重。

從銅鑼灣書店事件所知, 即使那位在泰國被俘虜北上的瑞典籍老闆,中國回覆瑞典放人時就說明:身為一秒中國人,一輩子都是中國人,與國籍無關。但中國國籍法第三條又規定,中國人擁有外國國籍者,則等同自動喪失中國籍,可謂無為有處有還無。那麼,香港理所當然也是中國人,有BNO則失去中國籍,香港從此也不能擁有雙重國際,如此又是另一次一國一制明證。

葉劉向BNO議題點火,到底是八婆多事,抑或是柒人做人肉氣球放風,無人知曉。這把火固然激起深藍淺藍移民者把火,燒掉所謂中立理性中產票是她這條特長起飛跑道的事;燒到在港三粒星大陸有力人士,等於火燒連環船,加速香港人財兩空。

如果葉劉是八婆多事,她應該要知道多少大陸權貴在港擁有美加澳紐英國籍,人大政協開會,出了名等於開「歐美留學生家長會」以及「澳美加業主大會」,情形複雜過美國籍劉亦菲演繹籍裔兩皆尷尬的花木蘭。香港若跟隨國家,一制大家一視同仁,深圳河以北國民有雙重國籍者,失去在自己國家定居權利,以前隻眼開隻眼閉,以後認真看待的話,第一個搬走這塊頑石,讓躲於下面一個個蟻穴現形的人,恐怕成為製造麻煩者,把富二三代、官三四代都得罪光。

如果葉劉是放風者,則會捲入內地權鬥,誰鬥誰不說自明,只有葉劉假裝不明人士吧,裸官對葉劉會這樣看待?我們等着。

2021年1月10日 星期日

Enoch Tam: Googlization 3.0世代

轉載:

【Googlization 3.0世代】

每年教授新媒體簡介入門課,都會談到Google與搜尋文化。上學期因應網絡變化的大勢,提出googlization of life這說法,並嘗試把googlization分成三個階段,說明在過去十多年資訊世界變化的三個階段。新一年WhatsApp私隱條款更新和特朗普Twitter戶口被禁事件,更見證到Googlization世代之走向。

第一個階段當然是「去中心化」。Google之出現與冒起,是透過把整個互聯網的資訊收納在它的資料庫當中,並承諾用戶可以繞過舊世界的「守門人」,自行到達知識,甚至是「真相」。這個去中心化的承諾同時帶來很多希望,像是更自由,更自主,更民主。

不過我們都知道,這第一階段並沒有維持很久。Google一直提供免費服務,但卻一直無法營利。財務困難驅使Google從第一階段進化到第二階段,就是把用戶的(私隱)資料變成「行為資訊」,然後出賣用戶行為資料以盈利。這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一書中有詳細說明,也是我們當下實在地經驗的時代。

這做法已經愈趨瘋狂,YouTube為着盈利,洗太平地,只要稍有「兒童不宜」的內容就黃標,大規模禁止某些他們視為「廣告不友善」的用戶發片發言,甚至會移除用戶。箇中的標準並不清楚,一切都是公司自行制定的政策,亦有着商業秘密的擋箭牌,外界無從得知到底這層篩選如何運作。這使一般提供內容的創作者苦不堪言,甚至已漸漸無法在YouTube上繼續創作。近日WhatsApp私隱條款更新,將會與Facebook互通資料,也是Googlizaton第二階段走到極至之表現。

至於Googlization的第三階段,我則認為是走進全盤監控的年代,不只是在網絡上的資料會被儲存和用作盈利,而是我們現實世界的資訊也都會逐漸地數碼化,變成廣泛的「行為資訊」儲存在各大公司的資料庫中。我們已從過去的「去中心化」承諾,變成現在再次(極度)中心化的關口。Twitter、YouTube、Facebook等可以隨意禁言和關閉用戶戶口就是一例,因而才會有「四騎士」(Amazon、Apple、Facebook、Google,見圖)之說,而在疫症時代,「四騎士」則更加速成為主宰世界的中心,我們對之的依賴只會愈來愈深。

當然,世界沒有永恆的,尤其是互網聯之事。當年的霸主ICQ,一夕之間可以被MSN取代,MSN又在片刻之時被Facebook改朝。現在YouTube稱霸影片市場,但已有人提問LBRY會否成為再次去中心化的可能。LBRY的運作就是跳過大公司的中介,用戶與用戶直接交流和交易,而用戶的影片也會散佈在全球不同的用戶之中,不會輕易地被單一公司移除。

LBRY會否取代YouTube不得而知,但進入2021年後發生的種種,已經能預見巨變必定來臨,四騎士不會(亦難以)改變現時的營運模式,甚至只會日漸深陷,就像當年ICQ無法改變一樣。在某個門檻時刻,突變就會發生,而相信這個門檻時刻應該離此不遠了。

2021年1月8日 星期五

曾志豪: 什麼叫做「效忠」?

[ 轉載: 曾志豪,《蘋果日報》,2021年1月7日。 ]

最近甚囂塵上的說法,便是擴大宣誓適用範圍,全宇宙無所不包,只要你有眼耳口鼻又是出政府份糧,都應該效忠宣誓。如果拿政府份糧便是公職人員,那麼我在馬會開了投注戶口,是否也能自稱「馬會會員」?

宣誓就宣誓,問題是,如何定義誓詞的內容?例如何謂「效忠」?何謂「擁護」?何謂「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的「負責」又是甚麼意思?這些都是「好球」還是「壞球」的關鍵因素。

譬如「效忠」的重點便是「忠」,古代中國最是推崇「忠臣」,所以忠君愛國。當權者對「忠」的理解當然便是法家的「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就算你老細是一個暴君惡婆娘,你也不能對他冒犯不敬忤逆,只能讚佢俾Like。

但儒家不是這樣理解,《荀子.臣道》對「忠」的定義是:「逆命而利君謂之忠。」即是你反對老細的提議,但結果幫公司避過一劫,你沒有執行老細愚蠢的命令,是「逆命」,但最後「利君」,仍是「忠」。

請問全宇宙都要宣誓時,這個「效忠」用我們古人哪一家學說作準則?如果用儒家荀子的講法,那麼公職人員即使說出了反對政府政策的內容,或者出席了反對政府立場的活動,也不能視作違反誓詞。因為老祖宗說,反對君王的行動而最後帶來利益,我仍然算是「忠」。我都係為你好啫。

對「特區負責」的「負責」更是可圈可點。一個負責任的看更,除了對每一個住戶打招呼微笑幫手開門,還要勸阻一些犯規的住戶、阻截一些白撞之徒,並不是中門大開任人來。但香港一個負責任的議員,盡力監察阻止惡法,卻會身陷囹圄,慘遭DQ,誰還敢「負責」?

內地公民記者張展,因為深入拍攝了武漢封城時的真實情況,最後被當局判以「尋釁滋事」及「發放虛假訊息」,判監4年。張展被捕前接受傳媒訪問,這樣總結﹕「我不能後退,因為這個國家不能後退」。請問,張展「負責」嗎?算是「效忠」國家嗎?4年的刑期,也要擁護嗎?

教育線上化 必須先做好四個重點

https://www.samsonlo.com/post/online-education?fbclid=IwAR2LGaxOcNoIFwW5FweIq8KMtvXh_nBJiuBdtqdEl-dFqBxmXnARuF2Wmf4

2021年1月6日 星期三

程翔: 從USC的厄運看香港沉淪

 (轉載: 《眾新聞》,2020年1月6日)

程翔,「悼USC,哀香港」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36980/%E4%B8%AD%E5%9C%8B%E7%A0%94%E7%A9%B6%E6%9C%8D%E5%8B%99%E4%B8%AD%E5%BF%83-%E4%B8%AD%E6%96%87%E5%A4%A7%E5%AD%B8-%E5%AD%B8%E8%A1%93%E8%87%AA%E7%94%B1-37010/%E6%82%BCusc%EF%BC%8C%E5%93%80%E9%A6%99%E6%B8%AF

當我在去年12月初聽聞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將被拆招牌時,我的第一反應是:難道中共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院校調整」政策開始搬來整頓香港的學術機構?當我寫完本文時,我的另一個反應是:USC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香港1997年前後的兩種命運。

一)譽為世界三大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之一
對「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這行頭稍為有點認識的人都會知道「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江湖地位。該中心前身是 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簡稱 USC),創立於1963年,至今已有57年歷史。從1988年開始,該中心交由中文大學管理,改稱「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SC for China Studies),該中心擁有當代中國國情研究最齊全的圖書館,其收藏主要包括50年代初至今的省級及全國性報紙、期刊,以及學術機構、政府出版的報刊印刷版和電子版;完整的全國、省、市級綜合及專業年鑒和統計資料;省市縣鄉鎮級地方志,包括縣一級的土地、糧食、財稅、教育、水利等專門志;中英文中國研究專著八萬多冊。中心的圖書資料按300多個研究專題及地區分類,目錄可以在網上查看。USC 與哈佛大學的燕京中心及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中心齊名,被譽為世界三大中國問題研究中心。

2004年中心成立40週年時,中心的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從1992到2015年擔任該職)發表文章中表示,六、七十年代眾多西方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在中心研究學習到的東西,成為在大學課堂上講授當代中國最核心的內容。這些教授教出來的一代代學者、記者、政府官員、律師、商人,後來都是中國開放以後的中西交流的橋樑,而好些曾在中心待過的研究者都成了出色政府官員,例如澳洲首任駐中國大使費思棻(Steve Fitzgerald),中美早期接觸時基辛格的助手迪克・所羅門(索樂文,Dick Solomon),中美建交功臣之一的邁克・奧森伯格(Mike Oksenberg),香港前總督衛奕信爵士等等。
2015年1月,中心舉辦50週年研討會,傅高義、馬若德等多位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術泰斗齊聚一堂,回憶他們與中心的交往故事。由於這種江湖地位,該中心被形容為「中國研究的麥加」。從1988至2007年間主持中心工作的中國問題專家、作家熊景明也撰文講述中心成長為海內外「中國研究的麥加」的軌跡[1] 

據中心不完全的統計,從併入中文大學後30年來,全世界約有200部有關中國的專業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依賴這個中心提供的資料而完成的。
例如:該中心與文革專家宋永毅等數名在美國學者歷時10多年,合作編撰出版了《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1949–1976》,分別為《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含8282 篇原始文獻;《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含10944篇原始文獻,《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含6549篇原始文獻,以及《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迄今含9947篇原始文獻。這些都是中共目前禁忌的話題和文獻。

除了來自全世界的「中國研究」學者倚重中心提供的資料外,即便來自大陸的學者,也視中心為寶庫,因為他們可以找到很多在大陸被官方銷毀、封閉、或禁絶查閲的歷史資料,戳破中共對很多歷史問題的歪曲及隱瞞。很多大陸學者都承認,來到中心後,才發覺自己對大陸歷史的研究要重頭來過。

對於這樣一個享譽全球的研究中心被無辜拆招牌,很多人都感到不解。所以,當消息傳出後,有170多位海外當代中國研究的教授及學者簽名請大學重新考慮該決定。之前已經有20位國際頂級的中國研究專家聯名,70多位美國、日本學者及圖書館專業人士聯名表達關注和請求收回成命。誠如熊景明在她的臉書所說:這些關注和呼籲是「帶著幾代海內外學者珍貴的集體回憶」。但這一切挽救中心的努力都徒勞無功。

中大當局提出拆招牌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其一,它稱此舉為把中心館藏資料電子化。如果真的為了這個目的,實在不必解散中心。熊景明在她的臉書說:「電子時代中心面臨的挑戰以及管理上的問題,並非可以通過重組解決」。其二,聲稱中心原有學術活動不變,繼續向中外學者開放,但它忽略了學術研究上也有「群聚效應」(cluster effect),這種群聚效應,是一種「見不到的實力」(intangible strength),要建立非一朝一夕的事,要摧毀,卻可以在一夜之間。中心之所以難得就在於建立起它獨特的「群聚效應」,用熊景明的話:「中大田家炳樓屋簷下,完善而就手的圖書資料,學術交流活動;本校中國研究師生及中心訪問學者形成的社群、所營造的氛圍,是中心不可取代的優勢⋯⋯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共同打造的學術家園」(同上引)。拆了它的招牌,也就是打散了原有的「群聚效應」這個難得的特點。

二)聯想起中共1952年「院校調整」政策
咋聞 USC 遭「重組」時,我本能地想起中共在1952年向「舊中國」著名大學開刀的事件。
我國上世紀初倣傚美、英教育制度,建立起第一批大學,其學制、院系組織結構、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育理念等均仿照西方大學,大學的教授與領導也大都具有在西方留學的經歷。雖然西方各國的大學傳統不盡相同,但是「學術自由」與「教授治校」的精神卻是相通的。從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思想,到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名言「教授是大學的靈魂」,都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受西方思想影響之深。到1930年代中國已共有大學39所、學院17所、專業學校23所,其中不乏國內外知名的大學如上海聖約翰大學(被稱為「東方哈佛」)。
1949年以後,中共外交上對蘇聯「一邊倒」,內政上全盤蘇化。全盤蘇化政策在教育領域的體現,就是:一,廢除深受西方影響的高等教育體制;二,調整大學院系;三,改造知識分子這三部曲。在1949年底舉行的全國第一屆教育工作會議上,時任教育部長的馬敘倫把教育稱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當時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說,「集中火力,肅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響,奪取美帝在中國的文化侵略陣地」。篇幅關係筆者無法展開談論改造原有教育體制及改造知識分子,但必須略略談一下「院系調整」。從馬敘倫和錢俊瑞的說話不難看出,院系調整具有濃厚政治意識形態色彩。
在院系調整方面,1952年公佈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方案的指導思想:「舊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如果不對舊的教育制度、舊的高等教育設置加以徹底的調整和根本的改革,就不能使我們的國家的各種建設事業順利進行」。由此可見,院系調整是整個改造計劃的一部分,即把民國的舊高等教育體制完全廢除,代之以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制。根據中國學者鄧敬雷的總結:

實質上,院系調整重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國留下的大學(包括取消教會大學與私立學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國留下的大學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國留下的大學各科系的教師,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學、重要科系及其骨幹教師,割斷各大學與解放前的歷史聯繫,或者說基本割斷原來教授與學校的歷史聯繫,從而達到為新政權確立在高校的實際權威的政治目的和便於駕馭的組織功能[2] 。

從歷史經驗看,這次強拆 USC 的招牌,同當年院系調整的做法十分雷同:解散原機構,庫藏典籍合併到中大圖書館,原有的業務由其他機構承擔,人員分散到其他院系。軀體肢解後,精神也就不復存在。

三)中大、USC背負美國「文化侵略」「原罪」
問題是,今次 USC 「被關門」,其性質同50年代的院系調整能否相提並論?筆者認為,兩件事的具體細節容或不同,但其背景卻十分相似。這就是,當局對中文大學乃至 USC 都有很負面的看法。

據筆者瞭解,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就開始考慮如何清除美國在中文大學的影響力,但當時尚未開始批判中文大學。2015年,浙江大學教授張楊撰寫了《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一文(原刊2015年第二期的《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1月4日多維新聞轉載[3] ,改題《遏制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創辦背後的美國因素》,力證香港中文大學的創立是同美國全方位遏制中共的政策有密切的關係。無獨有偶,台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王梅香於2015年1月出版其的博士論文《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9-1962)》,對美國在台灣和香港地區文化界的「滲透」工作,作了鉅細無遺、證據確鑿的論述。這些資料都大大加強了中共對香港中文大學的戒心,有人因此認為中大變「暴大」同這些殘留的美國影響有關,中共這些含沙射影的做法,無疑會對中文大學帶來強大的壓力。

事實上,中大的創立,都是在1949年之後由逃避共產主義災難的學者和文人創辦的。在三間創始學院中,崇基書院就是當年聖約翰大學及其他13家基督教大學的師生們逃港後共同建立的。新亞書院就是國學大師錢穆、唐君毅等一批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為延續國學免遭中共糟蹋而艱苦克難辦起來的,而聯合書院則是當年由5所中文書院(即:平正、華僑、廣僑、文化及光夏書院)聯合組成(故稱「聯合」書院)。這五家學院都是當年知識分子為弘揚國故、「興絶繼滅」而設立。這三家書院組成今天中文大學的核心,在他們創立的過程中,都曾經接受過美國「亞洲基金會」通過孟氏教育基金會的贊助。所以中共一直認為中大是美國「文化侵略」的產品。

如果中大背負了美國「文化侵略」的「原罪」,則 USC 的「原罪」就更明顯。

在1971年之前,從事中共研究的人集中在三個研究所:一個香港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Centre of Asian Studies),一個是和位於九龍塘書院道9號的「友聯研究所」(Union Research Institute),一個是位於九龍塘亞皆老街155號的「大學服務中心」(即 University Service Centre, USC),後二者都有強烈的美國背景。

友聯研究所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關係密切,當年是 CIA 在香港設立的一個收集中共情報的據點。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是香港所謂「綠背文化」的重要基地。這方面很多學者都有詳細的分析,例如中文大學的盧瑋鑾和熊志琴合著的《香港文化眾聲道》有很權威的敘述,筆者這裡不贅。

大學服務中心則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發展起來的。當年大陸發生「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共產主義災難,很多人逃亡到香港,發表很多他們在大陸的見聞和親身經歷,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當時美國一個民間 NGO「教育與世界事務」(Education and World Affairs)主席 William Marvel 向美國政府提出支助他們對這些逃港人士的訪問和記錄,以便瞭解大陸的情況(筆者按:關於這個組織的性質和目的以及它們與美國政府的關係見該組織負責人在國會的聽證)[4] 。他獲得資助後,找到加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在香港物色地點開設研究所,這就是 USC,通過研究所直接接觸和採訪從中國內地逃離到香港的難民,獲取了大量瞭解中國的第一手資料,並出版了學術著作。中心自從成立以來一直得到美國多個基金會的支持,包括 Mellon, Carnegie, Luce 及 Ford 等基金會的支助。

1971年之後中美關係逐步暖化,友聯的角色也就逐步淡化,隨著1979年兩國建交,友聯最終決定撤離香港[5] 。它離開前,把多年來的庫存資料無償移交給 USC,從而大大充實了 USC 的實力。由於 USC 也有美國背景,所以到了中英談判結束,中共收回香港成為定局以後,USC 也就在1988年決定交由中文大學管理,並成為中大一個組成部分。所以,1988年之後的 USC,也就因為其前身接收過友聯的資料庫而使中共覺得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一個「學術化的包裝」來延續它之前的情報工作。

港版《國安法》通過後,USC 這些負有歷史「原罪」的機構就很自然地成為中共打壓針對的目標。該法第九條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和防範恐怖活動的工作。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而第十條又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這就說明,當局擬通過《國安法》對香港的學校、團體、傳媒、網絡等進行全方位的「排查」,以消除國安隱患。在這種環境下,率先關門的是在香港有超過25年歷史、設在中文大學校園內的「美港學術交流中心」(HK-America Center),它在2020年8月底宣佈解散。這個中心一直在運作美國的富布萊特交流計劃(Fulbright Programme),香港和大陸很多學者都曾經得益於這個計劃而有機會到美國深造及做研究,是美國與香港及大陸之間一項重要的文化交流計劃,港大、中大、科大、城大、浸大及嶺大六家大學的校長都是該計劃的董事。連這樣一個有名的交流計劃都自動停運,則 USC 的潛在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中文大學管理層在解散(官方說法是「重組」) USC 時,堅持說沒有受到政治壓力[6] 。當然,一個人如果是「自覺」地去配合政權,則他的確可以心安理得地謊稱自己沒有受到壓力。但是,熊景明在她的臉書上說:「半個月來,我在和學校溝通,學校解散說此舉純粹為整合及提升校內的中國研究,加強管理。我認為,香港國安法公佈後,當局一再重申不會影響香港的學術與言論自由,大學在這個時候重組中心,將它分解,必然令人認為是政治壓力所致」。所以,不管如何辯解,都排除不了要麼中大高層受到壓力,要麼中大自設紅線、自我閹割。
USC 的創辦人,今年 90歲高齡的孔傑榮上星期三對美國之音表示,在港版國安法的大環境下,校方關閉一直發揮特殊歷史及現實作用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是件悲哀的事,但是並不奇怪。
USC 過去的成功,從一個側面解釋過去香港成功的因素。USC 的經驗說明,一個社會,只要有健全的法治、有充分的自由,人們抱持多元包容的態度,那麼,在機緣巧合的環境下,每一個不同的行業,經過業者不懈努力,就可以達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香港雖小,卻在很多領域都能夠領跑全球,秘密就在法治、自由、多元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價值。

USC 今天的厄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香港的沉淪:原有的法制遭無情的踐踏,原有的自由遭政治戕害,原有的多元必須屈從「政治正確」的大蠹。這正是香港今日的現實寫照。筆者悼 USC 之餘,更哀香港的隕落。

註釋:
[1] 見熊景明(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前助理主任):〈「中國研究的麥加」是怎樣建成的?〉 ,載《金融時報》中文網 2015年2月8日,
[2] 鄧敬雷:〈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60年再迴首〉 ,載CND.org
[3] 見 〈遏制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創辦背後的美國因素〉,載多維新聞網
[4] 見 US Congress, Federal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1962
[5] 關於友聯具體撤出香港的時間,說法不一,可參考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之第八章《綠背文學》 第262頁 和 盧瑋鑾、熊志琴:《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176-213頁
[6] 中大在回覆查詢時強調「絶無其事,有關傳聞全屬虛構」。

練乙錚: 流亡者與流亡學

(轉載: 《蘋果日報》, 2021年1月2日)



練乙錚: 給海外翼朋友淋六桶冷水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