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Club，2020年5月28日
自 2003 年起，香港人就已經為應否立國家安全法而爭擾不休。反送中運動未休之際，人大終於宣佈將透過基本法附件三的形式，不經本地立法機構，直接將國安法引進香港，以捍衛主權完整。誠然，不少國家都有所謂的「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Law），但是冷戰過後，很多地區的「國家安全」涵義已經大有不同，與其說是「國家安全」，更應說是「國民安全」。
歐洲各國到 1648 年，經歷一連串宗教戰爭後，簽下「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才確立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對各國平等，反對干預別國內政的原則予以肯定。可是，有關國家安全的研究，到一戰之後才盛行，政治學者嘗試解釋戰爭為何爆發，以及各國要如何維持和平。早期的研究關注國家存亡（Survival of the State），例如國防實力等。有學者揉合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理論，認為保障人民安全是國家最大的責任，為此，國家應保證壟斷武力使用權，建立強大而專業的安全部隊，以應對一連串的內外威脅。傳播學之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國家安全，是不用犧牲國家的合法權益而避免戰爭，同時在受到挑戰時，可以透過戰爭來維護權益。社會科學泰斗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就在 1950 年講過，國家安全就是「免於外國干預的自由」（freedom from foreign dictation）。
可是，在到了冷戰之後，國際格局被 大幅改寫，人類社會面對氣候變化等其他新挑戰，「國家安全」的涵義已經大為不同。例如公共衛生專家 Inka Weissbecker 的著作提到，聯合國於 1994 年首次談及「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的概念，安全已不單單是狹義的人身安全，而是更廣義的人民福祉，包括經濟安全、食物安全、健康、環境安全和政治權利，也愈來愈多學者從非國家又或者跨國的角度，去反思安全問題。上述都反映在英國 2008 年的「國家安全策略報告」中，英國政策著力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其中提到的一項就是疫症全球大流行。
英文詞「National Security」中的「Nation」，很多人翻譯做國家，但這個字其實際指涉一群有共同國土、文化和價值的族群，更貼切的中文譯法應是國民，重點在於「民」。因此，「國家安全」更正確的叫法，可能是「國民安全」。例如，紐西蘭政府的定義裡，國民安全是針對「民主社會」、「紐西蘭人」、「紐西蘭人口」的各種威脅，不止是外部威脅，也包括一些嚴重罪行。澳洲政府就清楚指出，國民安全就是要保障所有澳洲人民的安全。或者有人認為英澳紐這些英式制度國家的例子，距離香港太遠；與香港一海之隔的菲律賓，顯然不是理想的民主模式，但總統杜特爾特也曾指出，和平就是要滿足男女老幼的基本需要，而國民安全的定義，依次序為人民福祉和生活模式、政府及其機構的運作，以及國土完整和主權。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一條就開宗名義指：「為了維護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護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依次序為政權、社會主義制度，再到人民利益，定義還帶有強烈的 20 世紀色彩。而看來很快，香港就要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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