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法老

提升社會經濟活動力量的根本動力是甚麼？有人說應該從教育入手，有人說從政府的施政入手，更可能是靠多方面的因素組合成一個獨特的方程式才可以實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無論怎麼說，假期是一個特別重要的關鍵，是工作天與工作天之間的潤滑劑。

本來就是老生常談。平日做不到的，希望假期做得到的想法有很多：要吃一頓較平日豐富的大餐，到書店閒逛，到野外賞遊，當「星期日司機」也好，都離不開增加消費。即便留在家裡，看電視、用電腦、做飯，一打開空調，一扭開熱水泡浴，便比平日增加了支出。至於甚麼也不幹，躺在床上呢？也許，睡覺也有其充實的意義。



躺在床上，床前明月光，昨夜西風凋碧樹......瑣事煩惱暫且丟在一旁吧，是洗滌心靈最原始的法門。不怕十年一覺揚州夢，此時此刻，不需要包袱，無所謂生不逢時，天涯淪落也好，飛黃騰達也好，每至黎明破曉，一道曙光，重現眼前，夢醒與夢醉之間，腦海裡一片星火燎原，多少沉澱其中的印記，忽爾一一浮現眼前，孟子「平旦之氣」，由此處講起。一部熟悉的書，一段故事，在哪兒曾經瞬間照會？微明瞬間，那部書的串串字句，竟然一行一行，朗朗上口！像重遇舊侶，回到生命的原點。生命的原點是清澈的，澄明的，似帶給自己新鮮的意趣，一份驚喜，但同時彷彿似曾相識。我們對生命的體會，對自己的認識，都是沉澱腦海之物重現眼前嗎？想起柏拉圖Phaedo和Meno篇講的回憶說......那一瞬間與愛智者照會，是睡夢初醒雙目張開前最感滿足愜意的片刻。法老王是遙遠的名字，那躺在遙遠國度裡的法老，只有在此時此刻，與我輕輕擦身而過。為甚麼可以這樣？我想有一個先決條件是很重要的：不要用鬧鐘，不急於起床。

再回到工作崗位，彷如脫胎換骨，我仍是我，但這段過程好比學習的過程。內田樹(Uchida Tatsuru)說：「在展開學習的階段或學習的當下、學習的結束時，學習的主體本身彷彿變成另一個人。而這正是投入學習過程者的結局」。從沒有想過，假期前一夜放鬆心情做一個好夢，也是投入生命學習的過程。

歷史時刻，立此存照

商業電台下午四時即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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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千名市民立法會門外抗議興建高鐵

立法會財委會正討論廣深港高鐵工程的撥款申請。過千名反對興建高鐵的市民，包括菜園村村民，坐滿在立法會門外的空地，透過臨時搭起的投影屏幕，觀看財委會直播討論。當有表明支持撥款的立法會議員發言，他們就喝倒采。亦有市民陸續加入。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早前步入立法會時，有市民試圖衝出圍欄，被警方阻止。 另外，約二百名建造業工人及工程師，亦在立法會門外請願，支持高鐵工程。有工人說，本港需要發展基建工程，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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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常常指責香港有太多控訴，有太多反對聲音，但是一個很顯淺的事實忽略了：「反對」在今天主流建制裡，是沒有市場的。香港的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即便盡出九牛二虎之力，儘管民間公共專業組織多次苦口婆心勸喻政府應當充份使用現有基建設施，例如在錦上路興建高鐵香港段總站等，政府依舊可以「霸王硬上弓」。反對票永遠敵不過建制保皇派。如此說，在街上拉橫額、苦行、絕食，乃至擲香蕉，不過是代議士及普羅大眾能力範圍下所能夠反饋政府施政的微弱手段而已。官大人既定的方案、既定的棋步，想阻撓也阻撓不了。這是香港的悲情。

支持興建高鐵，根據民間團體的研究，撇開政府的既定方案，其實尚有許多辦法可行的，為何非要在交通擠塞問題本來已經很嚴重的九龍設置終點站不可？

對於現在將要通過的興建計劃，許多有識之士早就提出不少有力的質疑，只是政府充耳不聞。這些疑團，可歸納幾點：


（一）如何保證高鐵營運後使用人數達到政府預期？政府的宣傳廣告不斷重複香港往北京的車程只需要十小時。但是高鐵將來的票價未定，在票價上如何跟來往兩地的機票競爭將會是一個大疑問。至於由香港往廣州一段，有專家已指出從錦上路開出的話，在路程上不但能夠照顧最多乘客的好處，而且節省大量開支。現時的方案一旦無法在可見的將來取得收支平衡，將會由誰去負起這個嚴重的經營責任？香港這一代和下一代人都要負起這個歷史的懲罰嗎？

（二）使用者假如都是負擔得起高票價的人，對普羅大眾並沒有帶來實質利益。這就牽涉一個根本問題：高鐵香港段究竟是為誰而興建的？香港人今後共同在融資甚至在債務上需要承擔這條世界上成本最昂貴的鐵路，究竟有甚麼意義？

（三）六百億港元是一個龐大的數字。政府寧可急就章為這個項目撥款，對於數目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的老人津貼、社會福利等開支卻不斷斤斤計較，甚至輕蔑地一句「錢從何來？」去挖苦與政府對著幹的人。這樣的政府，是代表甚麼人的政府？是代表大財團利益、共產黨權威，還代表甚麼？

（四）不少人提出過將來很大可能出現的嚴重交通擠塞、通關手續、轉車時間等實際問題，政府並沒有清楚向普羅大羅交代。計算行人電梯上落的時間、月台至出口的步行時間，乘坐高鐵由大陸往西九龍，跟以錦上路為終點站然後從錦上路轉乘西鐵往九龍所需的時間差不多。有人甚至認為如此費時失事，倒不如繼續乘坐價錢平宜、「點到點」的過境巴士較化算。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許多人懷疑並不會帶來預期的便利。

（五）興建鐵路除了犧牲菜園村部分人的家園外，還有多少人受到直接或間接的負面影響呢？例如許多人都聽聞高鐵線路將穿過大角咀舊區的地底，為何這些傳聞像是捕風捉影，鬼鬼祟祟的？是不是政府刻意隱瞞一些重要的數據，讓法案蒙混過關？


疑團未開，草草通過法案者，就是出賣香港人根本利益。今天是一個重要時刻，香港人因為當權者的一個倉促決定，將今後一代香港人的財富生計押注下去。當然最後還要問，十年二十年後倘若「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還名副其實的話，所謂「香港人」是怎樣的人？所謂「本土」、「本地人」是甚麼意思？政府高官叫人住在東莞，在沙田上班，意思是有錢的人方能夠留在香港居住。有心人再去擔憂下一代「香港人」的生計似乎甚是多餘。孰是孰非，今日立此存照。

安樂死

香港不容許安樂死, 不然相信有很多人選擇走這條人生最終路。只是, 選擇死亡跟死而無憾是兩件事。有很多人選擇尋死, 是因為走投無路。要是人活到一天, 自覺即使現在上帝要你馬上離開這個世界也沒有問題的話, 這個人必定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義了。多數人到臨死的一刻才知道自己想要甚麼, 通常已經太遲, 只留下一絲悔恨離開世界。 所以, 一個人當成全了自己的意義, 然後坦蕩蕩離去, 其實是非常積極的想法。要「走」得輕鬆, 現在便要好好的想想餘下的每一個新的一天要走的路。日本人有句說話, 叫做「今日は残りの人生の最初の一日」, 是一句發人深省的諺語。

「現代人生活得很辛苦呢」......日本經濟戰略專家大前研一先生老早就提醒我們, 買汽車、買房子、生小孩並不是這個年代的人生方程式。香港許多人自覺是「中產階級」,於是飄飄然想當然地希望過「中產的生活」。因為這個不必要的「夢」,很多人債台高築, 背負一身的屁債,幹一輩子粗活也還不了。早幾天看新聞, 知道日本是世界上負債比重最高的國家。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曾經是世界最大債權國, 今天一下子, 日本的國債快要達到GDP的200%, 即是每個日本人每賺一元, 便需要償還兩元的債務! 唉......下一代人的擔子......「我們需要積極做好我們自己」,這句話說來容易,說得動聽。但要把這番話放在心上,實實際際付諸實行,已經不簡單了。這都是因為我們有太多跟自己要走的路不相干的「夢」, 結果「坐這山, 望那山, 一事無成」。

現代人實在有太多「夢」了, 簡直到了癡人說夢的地步。

愛鄉村還是愛城市？

還相信電視廣告說退休之後可以無拘無束過生活嗎？人年紀大了，一樣有數之不盡的煩惱。所以新年最好到日本渡過，一月一日，走到家附近的古寺，靜聽108次鐘聲，人的所有煩惱，可以暫時放下。

鄉村生活有太多使人着迷的地方，尤其是日本的鄉村。其實「鄉村」在中國的印象跟日本不一樣，我認為日本的縣城應該叫做「市鎮」或者「城鎮」較恰當。城市人想，是不是因為自己一直居住在城市裡，所以嚮往鄉村的生活？我們需要一個兩方面也有體驗的朋友，聽他們說的才是最客觀的。山形縣的酒田因為電影「禮儀師之奏鳴曲」(おくりびと)成了名。酒田、香港兩處地方，都可以各自拍攝成很美麗的電影鏡頭。周潤發「英雄本色(A Better Tomorrow)」和「喋血雙雄（The Killer, 1989）」下的香港鏡頭很美，但要營造「おくりびと」的氣氛，只有酒田才做得到。香港電影沒有「おくりびと」的元素，最出色的電影都是黑社會電影，踐踏所謂社團道義，夾雜粗口、打鬥、激烈的槍戰，有人把這些東西叫做「暴力美學」。電影當然需要誇張，但是也需要跟當下社會相呼應才有共鳴。最近香港有一個被稱為「賊王」的人在監獄犯了事，再次成為新聞的焦點。那個賊王也算一代英雄，二十年前在醫院潛逃，1990年代初帶著一隊人馬，在街頭與警察槍戰，一口氣打劫整條街的金行，十年前一次失手，在西環的碼頭落難。電影裡的暴力情節，每一天都在香港發生。這些情景跟酒田這處地方根本格格不入。喜愛香港還是酒田？全看自己的性格取向。

有假期來日本的話，不應該錯過酒田這個地方。蔡瀾先生不知說過多少次，山形縣的米好吃到不得了，只因為新潟縣名氣太大，香港人才不知道。

關於香港的新聞

最近的電視新聞很悶蛋，每天只有兩件新聞，一是關於特區政府施政的無能，二是關於中國全國運動會的消息。前天運動會結束了，連這個新聞也沒有了，於是每天早上看新聞，只有關於特區政府的，因為沒有其他新聞，所以只報導國際財經消息。天呀，剛剛起來便要聽財經新聞，就連重陽節幾天假期，也天天上午報告股市行情，外幣行情，投資分析，香港的新聞真的悶極了。

這件事聯想起旅行的意義。到外國旅行，當然有許多人說是為了吃喝玩樂，但是也有些人說是為了欣賞當地的風土人情，但是有一點其實也很重要，就是不想再給香港的新聞纏繞。你會說不看電視便可以了麼？不過每次開電腦，登入雅虎的電郵，馬上又看見幾條本地即時新聞。又是關於政府的......

記得高中時代，開始比較留意新聞，那時候是英國殖民地的年代，沒有很多人說得出政府官員的名字。現在只要打開電視，每一段報導就有一個官員出來說話，首先是政務司、財政司，接著是保安局、房屋局、旅遊發展局、金融管理局......一個接一個，來來去去都是關於那群人的消息。我越來越不明白甚麼叫做「新聞」了，
「新聞報導」應該要改名字，叫「政府新聞報導」才對。

這是我不喜歡看香港電視的其中一個理由。

蕭建生《中國文明的反思》

上個星期陶傑先生在電台節目裡介紹了一位湖南學者蕭建生的著作叫做《中國文明的反思》。它是200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書籍 , 今年9月出了香港版 。今天閱畢陶傑先生的專欄後, 我認為一本書的好壞不應該由一兩個人或者一兩個權威一錘定音的, 判別好與壞的第一步應該交由讀者。今天當局一錘定音, 要除之而後快, 就好像語重心長的父母阻止一個已經長大成人且心智成熟的二十多歲女孩子去跟自己喜歡的男孩子相會一樣。既然如此, 怎麼忙也要將《中國文明的反思》拿來翻翻才行！人跟書本的相遇也要講緣份。浩如煙海的書籍中給我遇上了, 就要珍惜這個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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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學者建生的《中國文明的反思》大陸被禁，在香港成為自由行的搶手貨。
為什麼成為禁書？建生議論中國文明的失敗，由批判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譴責朱元璋，然後，連孫中山也不放在眼內，越往後讀，越為這位勇敢的中國知識份子種子擔心──作者最看得起的，是宋朝──到了現代，那位蠱惑風魔了十三億人，直到最近的閱兵大典的「偉大領袖」，在作者的鐵筆下，該如何鞭撻？果然，最後他忍不住了，還是把這個名字掀了出來。

作者的另一條罪，應該是推崇英美。他認為，英王約翰在十三世紀初與貴族制訂大憲章，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典範，然後是美國國父華盛頓，是胸襟宏大的君子，而孫中山只是第三流的政客。

香港中學的歷史教科書，狹隘、歪曲而沉悶地敍事，例如提到宋朝，必定「積弱」；孫中山推翻滿清，一定「偉大」，但傑出的歷史學家，敍之外，必有議，而論必有決。建生推崇華盛頓，有這樣的鼎決：偉大的人格，造就了良好的制度，而良好的制度，也確保良好領袖的產生。如果諾貝爾有歷史學獎，有此論斷，建生先生應該得獎。

今天的華文「時事評論」，以騎牆為「客觀」，以平庸為「穩健」，以各打五十大板為「超然」，但建生的論著，心靈渺小的憤青讀者，千萬不要看，因為何者是正，什麼是邪，湖南人的陽剛風範，決不隱藏，這部書，真不像今日中國人的文字，因為心魂酣熱，血氣猶存。

英國當代最紅的歷史學家羅弼時論史，說邱吉爾：「這個人最重要、最危險，同時也最優秀的品格，就是他的缺乏耐性，不論對於自己，還是對於周圍的世界。」連用三個「最」字，顯示作者的自信，就像名醫斷症，決不含糊：就是這個病了，我說的。

羅弼時論斷：「然而為什麼他勝利了？因為凡英雄，都對凡夫俗子沒有耐性。邱吉爾的英雄觀，與國民的英雄氣概，在一九四○年，很崇高地相逢。」

定案如此決絕，真有氣派。建生也有同等氣派。當然，對於平庸的大多數，有創見的一個人就叫做「偏激」了。這部書不適合一般中國讀者，他們不會明白，也不會包容，但遲早會有英譯，因為傑出的歷史學家，如湯恩比，屬於全世界。

(陶傑，《蘋果日報》，副刊，2009年10月13日。)

為誰慶祝？有甚麼慶祝？

十月一日，共產黨慶祝「建國六十周年」，在香港早已大肆佈局，九月中旬，相繼有大大小小活動，由煙花匯演，巡遊、旗海、電影、展覽，形形色色，無一不破費，無一不大費周章。彷彿每個角落，都要參與其中，沒有參與的話，就是一種罪惡。

說穿了，「宣傳攻勢」、「人海戰術」就是共產黨最厲害的伎倆。用台灣人的說話，十月一日，是共產黨推翻國民黨政權的紀念日，不是共產黨員的話，要慶祝甚麼？這就好比日本的民主黨，眾議院大選取得過半數席位，以第一大黨身份組閣，於是大肆慶祝，為此而高興的人當然多的是，但是有需要舉國上下齊心搖旗吶喊嗎？不見得。有些人選擇上街遊行，認為政府管治無方；有人在電視傳媒裡口誅筆伐，認為民主黨沒有執政經驗；有更多人對這些事情毫不關心，每天繼續營營役役。但是，上街遊行也好，口誅筆伐也好，營營役役也好，日本人不會說這些人「不愛國」。可是換個臉在香港，周日香港島因為巡遊擾攘，要大封主要道路，便說「祖國日益強大，可喜可賀」。相反，十月一日，有些團體說要告訴香港人，告訴北京政府，「毒奶粉事件」未解決、「豆腐渣工程」不了了之，香港記者被毆打沒有討回公道，新疆的民族政策有缺憾，於是決定組織群眾十月一日站起來，走上街頭，有頭有面的人甚至普羅大眾卻說他們「反中亂港」。

話說回來，要不是香港因為政權被移交了，十月一日也不會多了一天假期。既然多了一天假期，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有甚麼不妥？那一天選擇抱頭大睡的人、選擇搓麻將的人、選擇喝茶品茗，到郊外遠足的人肯定必比關心政治的人更多。這些人跟那些組織上街為受害的中國人、香港人討個公道的團體比較，誰更「愛國」？

或者需要換一個角度看問題，愛國跟不愛國，又或者問「你愛不愛國」真的是那樣重要的嗎？居住在香港的外國人最幸福了，十月一日，加上兩天之後的中秋節，連成一氣，最好做甚麼？有人選擇到東南亞遊埠，享受不需要爭論愛國跟不愛國這些所謂「大是大非」的閑趣。他們會跟你說：「有需要爭論嗎？每年我給政府交足稅金，沒有亂拋廢紙垃圾，家裡儘量不用空調，垃圾分了類別才棄置，少吃對生態環境有害的食物，例如魚翅、基因改造食物等。我想問為甚麼G20的名單中沒有葡萄牙、馬來西亞、芬蘭和剛果?」這是當一個世界公民的視野。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如果尚要為香港定位的話，香港人需要努力的，應該是學習做一個世界公民。生活在地球村時代，又不是身處非我即彼的戰亂狀態，仍然囿於歌頌一個特定政權、一個自大、自吹自擂的民族，而莫視於公民義務和權利、國與國彼此的交流與學習，這樣的胸襟，一副大漢天威的模樣，沒有資格讓香港配上「國際都市」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