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看中國》, 2019年12月6日
【看中國2019年12月6日訊】理大之戰，被困在校園內抗爭者的日與夜，可歌可泣。他們的堅韌、廚師對他們不離不棄每天煮飯的故事、百多個勇武派用游繩逃走再被電自行車送走的驚險、四百多個示威者在精心細密的組織下通過下水道逃生的事跡，足以在香港重光後拍成電影、傳頌後世。
理大圍城時，警察的一些荒謬言行，其實也有重大意義，值得載入史冊。例如一個晚上，包圍校園的一位警察用揚聲器向校內學生喊話，說現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無腦，諷刺死守校園的學生要挨冰冷的生命麵包，他下班後便可到深圳食海底撈，還奚落生命麵包都是基層拾荒者老人家吃，十分可憐。
港警的這番喊話，正好體現了香港社會現在的撕裂，是什麼一回事，撐警的所謂「藍絲帶」與支持示威者的「黃絲帶」之間的最大分別，到底在哪裡。海底撈，就是中國大陸近年急速擴充的一個四川麻辣火鍋連鎖店，從中國開到香港和國外。海底撈的老闆，更成功移民新加坡，最近成為新加坡首富。
不知從哪時開始，重慶麻辣火鍋忽然在中國很紅，還輸出國外成為中國軟實力的象徵。我在好多年前開始留意到，處於赤道附近、全年酷熱的新加坡，麻辣火鍋竟然也開到成行成市。後來有當地朋友提醒，火鍋店都是中國新移民開，因為開餐廳不用廚師，廚房也不用，本少利大。現在我在美國的城郊住區，竟然也開了兩家。
香港食家蔡瀾今年年初在大陸電視節目，被問到如果有特權讓一道菜色消失，他會選擇什麼，他斬釘截鐵的說是火鍋。因為火鍋是「一種最沒有文化的料理方式」，把切好的東西讓客人自己扔進去，沒有廚藝可言。
蔡瀾對火鍋的攻擊引起很多中國玻璃心的猛烈反彈。但支持他觀點的，則表示火鍋，特別是麻辣鍋，不單不用廚藝，連新鮮用料也不用，放了很多天快壞的肉或快霉的菜，丟進味道很濃很辣的湯裡泡，根本沒差，跟多用清湯、講究食材新鮮的廣東火鍋與日本刷刷鍋很不一樣。大陸最近甚至興起奶蓋鍋、綠茶鍋，撇開地溝油和各種有毒調味劑的問題，也很噁心。
在大陸這個信用破產社會信用卡發展不起來，支付寳才會出現。支付寳本來只是一種廉價替代，也有很多安全問題，但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之下，竟然在香港被視作高科技前衛生活的象徵。同理，讓斂財商人不用廚房不用新鮮食材也可開餐廳發大財的麻辣火鍋，現在竟然成了港警眼裡高級優質生活的標誌。
而港警強調他是到深圳食火鍋，更是可圈可點。在二十多年前開始，很多香港人便很熱衷於上深圳消費玩樂。十多年前我在香港教書時，便知道不少等退休或已過退休年齡卻仍未退休的學者，常常在深圳度週末，白天打高爾夫，晚上不知幹啥。而香港某位一代經濟學泰鬥，因為在美國逃稅被美國通緝不敢留港，晚年長居深圳，年近八十也被拍到經常跟不同妙齡女郎把臂同游。深圳對這些人來說，簡直是一個色香味俱全的慾海天堂。
相反，生命麵包可能可以令很多土生土長香港人，回憶起讀小學早起時母親準備好的腿蛋治的溫暖和玻璃瓶牛奶的鮮甜，折射出一種簡樸的安逸。
香港支持建制、支持警暴的少數，與追求光復香港的多數之間的矛盾，其實也是深圳海底撈與生命麵包之爭，背後體現的，便是粗野橫蠻的土豪濁流與細膩溫馨的本土品味的衝突，亦是沉淪與反沉淪的對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陶傑: 顏色小報告
轉載: 《蘋果日報》，2020年4月28日
由李文亮、管軼、袁國勇，到中國上海提倡吃牛奶食三文治的張文宏，大陸網民文革式批判者，俱是西醫。
西醫為何在中國式義和團文革病毒頻頻中招？因為政治氣候所需。方今「聖上」最高指示，要加強中醫中藥抗疫。各級官員心領神會，懂得逢迎，轉移民憤，漢奸走狗港獨，向西醫開刀。
李文亮沒了命，管軼閃躲得快，袁國勇張文宏走避不及。中國人社會一接近權力，奴才打小報告之民族劣質發酵，別有一副其他民族所無的陰狠之勁，源自中國太監文化傳統。
太監因生理缺陷，長期有自卑感，移情往物質的貪得無厭，以及精神上的虐待狂。中國人一旦太監化，心理非常陰暗。
太監文化之陰毒，有如清末外交家張蔭桓遭到李蓮英的小報告陷害。
張蔭桓通英文、諳洋務，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加冕六十周年慶典邀請為清國特使，出席倫敦盛會，已惹得「裏通外國」的疑忌。
盛事完畢，歸經巴黎，張蔭桓逛大公司，看見一枚紅寶石戒指，一枚綠寶石戒指，兩俱名貴。張蔭桓買下，帶回北京，一心進獻東西兩宮太后。
由於綠寶石比紅寶石價貴，張蔭桓將綠寶石孝敬慈禧，紅寶石呈贈光緒。一時忘記也替太監李蓮英買點手信，就此惹禍。
慈禧把玩着綠寶石戒指，李蓮英知道還有一顆紅寶石送給光緒，漫不經心在旁加了一句：「莫非我們老佛爺就配不上紅色？」
清宮文化，紅色的裙子，代表正室，而綠色衣裙代表妾侍。張蔭桓以為綠寶石戒指更貴，慈禧會喜歡，那知沒想到「中西文化衝突」，慈禧一向以未能居正為憾，咸豐帝遺詔，東西兩宮裁斷事務，西宮慈禧的決定，必須由東宮慈安確認方可。慈禧覺得張蔭桓歧視貶損自己，懷恨於心。
一年之後，戊戌政變，慈禧認定張蔭桓參謀其事，下令捕殺。唯無確切證據，張蔭桓逃過「六君子」的死刑名單，卻被發配去新疆。慈禧想一想，還是不放心，派人路上跟到半途，匆忙再審，將張蔭桓殺掉。
這就是一對紅綠寶石戒指惹的禍。張蔭桓一向同情光緒，與翁同龢是公認的「帝黨」，這就令同樣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李蓮英公私皆有放冷箭的理由。
這個民族，做正事不講嚴謹認真，一挨近權力，計陰用狠，心思賤毒處見精緻。香港一眾中環精英與港英餘孽，個個流口水想做特首，其中皆有不同的太監基因指數。二十二年來，小報告往北京滿天打。唯肥彭臨撤出前看穿，對這群英國人培養出來學會穿西裝的華裔土著，內心不屑至最後一分鐘。
2020年4月28日 星期二
2020年4月25日 星期六
立場新聞: 習近平最有機會算漏的一點
前特首顧問葉國華接受訪問時指，不要低估習近平政府的底線思維。底線思維即計清楚「輸盡」是多少，做足準備，承受最大損失，然後設下底線，黨國機器全速開動，用盡方法完成上級指示。由於任務清晣、確切，不容有路線偏差，執行者處事快、狠、準，相比之下，對手有諸種制肘，削弱凝聚力和行動力，很容易便落下風，被擊敗。
兩辦頻頻發功，擺出不怕攬炒的姿態，無論如何都要把香港的局面平定，就算全世界對香港的法制失去信心也不在乎。針無兩頭利，政治上看重忠誠度，公事公辦變公事黨辦，不再用人唯才，把異己全面封殺和清除，都會大大削減香港的自我完善及內部管治能力。若再有疫症爆發，政府最先考慮的仍是中央顔面，有異議的專家學者和前線醫護被滅聲，香港怎會不變成第二個武漢？無奈社會代價再大，亦不足以改變國家領導把底線貫徹到底的決心，務求維持一國兩制這軀殼的同時，使香港完全置於其掌握之中。
中共單憑鬥爭思維和手段整治香港，是會自食其果的，縱無法預知像七傷拳一樣的反噬作用有多大。情況如去年，林鄭硬推送中惡法，毋視社會的深層次問題有幾嚴重。結果，積累多時的民怨一下子大爆發，突破臨界點，量變到質變的乘數效應，極速把社會冷感和無力感扭轉為巨大的反撲力量，徹底改寫香港、甚至台灣政局。最具象徵意義的改變，正是年輕人由排隊飲喜茶一躍進化成黃色經濟圈的鐵粉。
後來兩辦易帥，重新布局，但無正視本身問題，依然堅守鬥爭路線，把遇到的挫折歸咎於手段未夠硬，操控未夠徹底。連番人事變動，港人看不到林鄭政府為民設想。相反，兩辦干預更明目張膽，相信九月立會選舉，將會 DQ 頻生。面對變本加厲的打壓，港人短期內不容易扭轉劣勢，長期便難說。
筆者在〈無大台的社會抗爭〉中分析過 blood oath 的概念，類似「滴血為盟」，對抗高牆的雞蛋，過去一年不知不覺間形成一種堅實的盟友或伙伴關係，呈現生死之交的情誼，內化你中有我的道德責任感。被這種情感紐帶縛在一起，是不能向強權妥協或讓步的，否則便愧對手足。中共出重手干預香港事務，其中一個原因，正是要阻止這股力量壯大，令其失去統治者的安全感。
雙方對奕多時，同步進化，而隨著銳氣流失，blood oath 的效力確不及最初。中共睇死你惡唔出樣，靠軍事化的警隊慢慢收拾你。雖則抗爭者煉成具有 AI 功能的網絡，但比起龐大的國家機器和近乎無限的資源，實力相差太遠。正常情況下，異議者遲早被分化，被打殘，被收皮。相信當權者也是這樣預計，問題是，這種估算，存在見樹而不見林的視力偏差。
2019 年 2 月，未有反送中，心理衛生會公布的調查指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愈年輕愈抑鬱。同年 10 月，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公布，平均分只有 46.41，創歷年新低，情況比沙士更嚴峻。值得留意的是，調查在抗爭初期進行，並未反映最新狀況。這些資料只捕捉到有限的現實，但誰也不會懷疑，武肺和中共一浪接一浪的傷害，使港人的痛苦程度推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當人感到絕望，再無甚麼值得害怕失去，就很容易有不尋常的舉動和反應。一個社會越來越多人處於這種狀態，對管治者來說，本是非常嚴峻、不容易化解的挑戰，偏偏當權者鬥爭上腦，人民的苦難都不放在心頭，念兹在兹是早日完成國家領導的指令。局勢再失控，就交由軍警處理好了。
不能否認，政府設立抗疫基金，多少幫到一些有需要的市民。但這些表面功夫，無法掩蓋一個涼薄政府的政治圖謀及卑劣行徑。兩輪抗疫基金，被大量苦主控訴厚此薄彼，救大財團多於救小商戶。連鎖式食肆每間分店可獨立申請，有傳媒便發現，美心集團可獲半億資助，相反在美食廣場經營食店的東主，便因牌照由商場持有而未獲資助，商場領取政府資助的同時又不減租，顯見政府漠視非飲食界選民的迫切需求，將援助苦主的職責變成幫建制派功能組別拉票的舉措。
政府代出糧，但有過百萬人未受惠，而所謂保就業，亦以撐企業為先，救僱主為本，政府始終不肯設失業救濟金，只有逼人攞綜援頂檔。更可惡的是，政府根本無有效措施，針對業主拒絕減租的所謂商業決定（一班商界御用經濟學者，多年來鼓吹所謂市場自由，轉移公眾視線，把問題簡單歸咎為供應 / 競爭不足，變相縱容大商家、大業主的壓榨和斂財行為，也應記一「功」）。單靠出口術，呼籲業主大發慈悲，結果對方錢就照袋，租金就不肯（多）減。政府的所作所為，不論動機如何，都是把庫房的錢直接或間接輸送給大地主（受資助的小市民左手收錢右手交租），吊鹽水式的救濟亦大有可能因赤字嚴重而遞減。隨著全球經濟大衰退，外國投資陸續撤出中國，香港又欠缺妥當的安全網，失業潮所造成骨牌效應，將把香港社會推向痛苦的深淵。
習近平的底線思維，著眼於攬炒的管治成本及風險管理，誰知一場無法預測的完美風暴已在逼近。諷刺的是，這場災難並非由抗爭者一手造成，而是因為當權者無真正關心過港人福祉（不管黃藍），長年累月無視深層次問題之過。到底這場劫難何時爆發，爆發時又會造成多大的破壞和傷亡，現在誰也說不準，但中共的革命鬥爭思維，不單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更會把香港人的負能量變成一個震撼世界的元氣彈（註一）。
到其時，終極攬炒又近一步。
（註一）經典日漫《龍珠》主角悟空的絕招
2020年4月22日 星期三
立場新聞: 誰大誰惡誰正確
(轉載: 立場新聞 2020年4月21日)
今年 81 歲的李柱銘，日前被捕，再次成為新聞人物。
418 民主派大搜捕、兩辦高調譴責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政府深夜改新聞稿刪去兩辦按《基本法》第 22 條設立字句、以至《路透社》上周引述資深法官表達對北京干預香港法院的憂慮……如果說香港法制近年備受多次衝擊，最近一星期衝擊之赤裸及頻密程度，可算史無前例。
今年適逢《基本法》頒布 30 周年，特區政府、建制派、左報紛紛為《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成功落實說項，特首林鄭月娥亦在多份報章撰文，稱去年香港的公眾遊行集會次數是 1997 年的十倍，足證市民享有的自由有增無減。
不過亦有人質疑這部「小憲法」早已名存實亡，或如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 Facebook 揶揄在線上舉辦《基本法》研討會的譚惠珠、梁振英等人：「一班老人家到了現在，仍可煞有介事地討論一份難再有人相信的文件，也不能不令人『佩服』」。
當然，民主派也仍討論《基本法》，但更多是以一種抵禦的姿態。身為民主黨創黨主席、當年唯二的民主派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李柱銘，近日就因中國《憲法》是否在港實施，在報章與親中派筆戰不休。
有人可能會問：2014 年《一國兩制白皮書》、人大釋法 DQ 立法會議員、一地兩檢、以至最近爭論兩辦是否第 22 條定義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就說明了「誰大誰惡誰正確」嗎？仲講《基本法》？
但這位民主老將會告訴你：是的，還要講，要不停講。
左報多年來常斥責李柱銘是「漢奸」，他大惑不解：80 年代香港前途談判，我沒有去外國「唱衰」香港，反而是和新華社副社長談、和港澳辦職員談；最終《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確立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也是中方自己同意和制定....
「我哋而家要求佢遵守返自己承諾咋喎。咁都做唔到？咁我點會放手？」李柱銘說，話裡沒有一絲退讓空間，也如香港。
「我哋一定要繼續一齊行呢條路——係艱苦。但我們理直氣壯。」
「22 條寫『各部門』，（兩辦）點會有例外？」
近日，兩辦點名批評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做法疑與《基本法》第 22 條「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 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性管理的事務」牴觸。後中聯辦辦申明兩辦不屬於 22 條中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因此不受該條文約制，與過去一貫說法有出入，惹來各界爭議。港府及兩辦更先後發言，互相肯定說法，指中聯辦對香港具監督權。
一直高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李柱銘不厭其煩地重提「搖搖板」比喻：一國兩制就如大人跟小孩玩搖搖板，中央政府如大人，港府如小孩，雙方重量懸殊，必須相互調節取得平衡才可以玩下去。正如一國兩制要成功落實，必須依賴中央克制運用權力。就兩辦性質，他指「22 條寫明『各部門』不得干預，（兩辦）點會有例外？」，更曾向其他媒體表示若兩辦真不包含在內，「（中央政府）不如直接話落實全面管治權。」
李認為，有關 22 條的爭議與近年中央政府嘗試落實「全面管治權」一脈相承，但強調「全面管治權」不可能是原本鄧小平構思的一國兩制方針，因為如果這樣，香港就連「低度自治」都沒有。他又強調，一國兩制的成功要素包括民主選舉，一個民選政府應該幫港人爭取應有權利，落實港人治港。
一國兩制嚴重走樣 「咁我點會放手？」
李早前向傳媒表示「一國兩制一秒也無落實過」。換句話說，就是中共沒有兌現承諾，但若從一種更微觀的角度來說，就是中共如今對港的態度並非他在八十年代「傾返來」的「一國兩制」，也並非他所理解鄧小平許諾的「一國兩制」。
他提及自己在中英談判期間與中國官方人士——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李儲文、第二社長李菊生——談話，將香港沿用普通法、終審庭設於香港、終審庭可以聘用海外法官等條件「傾返來」，後來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繼續和中國官方尋求共識。
《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就是在這種「高度自治」的共識下逐一擬定、成立。現在中央政府處處收緊香港自由，是違反當年共識與承諾。
「1984 年 9 月 26 日，《聯合聲明》頭一次公佈於世，我嗰日睇完好開心，因為好多我哋爭取嘅嘢都喺度，我哋覺得，大致上行得通嘅。」
「《聯合聲明》都有講高度自治、除咗國防外交（中央不得干預），我覺得，正嘢喎！......用返香港原有法律，都係我爭取返嚟嘅。我覺得，行得通喎！」但多年過去，「開始越來越變啦。」
從 1997 年計起用不著十年，李便由七分信心三分警惕，變成十分憂心。2003 年，政府回應國務院發言欲就廿三條立法，是他對一國兩制信心大跌的轉捩點。
至 2014 年，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聲稱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
李指，早年已感覺到中央有干預香港事務，但當時並不著痕跡，如今卻明目張膽。追溯至港英時期，李已曾收到消息指新華社私下協助民建聯、工聯會的選舉工程，「頭頭（主權移交後初期）都有干預香港事務，但係好秘密。」
「但依家擺到明㗎啦喎。」李指向中央政府對立法會施壓的舉動，又提及近日中聯辦、港澳辦都換上作風更強硬的官員，正是要逐步落實全面管治。
李柱銘認為，現在香港人爭取的，都是根據昔日他為香港爭回來的條件，一切都有理有據、有法可循。就算現時有人提倡立法會選舉爭取民主派 35+，都是在中央自己制定的框架下爭取，合情合法，遑論現時親中派口中的「奪權」。
「我根據你哋自己定下、非常不民主的選舉條例，如果我哋都贏到一半，你要寫個好大的『服』字啦，我哋都值啦，咁都攞到半數。但唔係喎，佢話我哋奪權喎，（到時）又來一次 DQ。你（中央）點可以咁嘅呢？你點可以將個制度搞成咁呢？係自己定落嚟㗎喎。」
「我哋而家要佢遵守返自己承諾咋喎。咁佢都做唔到？」
香港特區政府「一成立就唔使憲法」 31 條權力已用完
中央對香港的態度日益強硬，干預跡象日益明顯。近來有關《基本法》的爭端，非只 22 條。
李柱銘留意到，近年親共人士不斷強調《憲法》與《基本法》是母子關係，務求令前者凌駕於後者。他特撰一文回應，明言「特區只行《基本法》不行《憲法》」，不久便惹來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等親共人士批評指這種說法錯誤，因為《憲法》適用於全國，包括香港。
親中人士都特別提到《憲法》第 31 條（下稱 31 條）[1]，並指出該條文是香港的所有政策的來源，而《基本法》只是從屬於《憲法》。
李柱銘承認，沒錯，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基本法》皆在31 條賦予人大的權力下產生。但除了 31 條本身，我們更該細讀《基本法》的「附件三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決定〉。
此〈決定〉提及 31 條，並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照香港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憲法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後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依據。」
李柱銘捧著封面泛黃的硬皮《基本法》，認真地和記者對讀條文，讀到上文最後一句，便強調「後」字。
「特別行政成立前就要靠憲法 31 條先可以成立，《基本法》都要靠 31 條先可以通過。但係 1997 年 7 月 1 日生效起、『（特區）設立後』就淨係睇《基本法》。……所以特區係唔實行憲法㗎喇。一成立之後就唔用憲法㗎喇。係本嘢規定㗎喎。」
李忖度，中央政府的目的是要用憲法取締《聯合聲明》。「但係唔可以，因為冇咗聯合聲明，香港同九龍就唔會成立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一部分。」還有那十二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是香港現行一切的根本。
講到尾，就是有人想把黑的講成白。「好清楚㗎。最清楚不過。你點拗啫？我都唔明——佢哋而家係夾硬嚟。」
令人憂慮香港快要守不住的，除了憲法，還有司法。
在政治操作上，中央固然有能力干預香港事務；在憲制層面，《基本法》第 158 條賦予人大常委不容挑戰的釋法權。在現時嚴峻的政治局勢下，不少市民開始擔憂，以往我們相信是公正獨立、視之為「最後防線」的司法機構，難以獨善其身。
行政長官上月宣布任命張舉能出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鏗見記者時就明言，對張官過去就人大釋法的判決有極大保留和擔憂。戴耀廷早前接受專訪時引述有研究指，在威權社會下的法院，不少法官都會變得「識做」而作出符合政權期望的裁決。
被問及本港法院是否仍有意志和能力維護《基本法》和法治，李柱銘坦言，在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要單靠法官去維護法治非常艱難。而實際上，在明在暗，香港法院過去亦非絕緣於中央壓力。
2008 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港，在一個公開場合提出「三權合作論」，直指行政、立法、司法 3 個機構需「互相理解，互相支持」；2014 年，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將法官及司法人員定位為「治港者」，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2019 年，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倡，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但必須從國情和實際出發，不能走西方憲政、司法獨立的道路。
李柱銘說，內地要怎麼搞我理不到，但絕不能把這一套搬到香港。
更甚，中央過往不只一次就香港法院的決定指說三道四。最近的例子，就包括高等法院上訴庭裁定政府就《禁止蒙面規例》覆核上訴得直，港澳辦就連忙發聲明，說上訴庭糾正了原訟庭的判決，有利政府依法有效施政、止暴制亂；以及點名批評郭榮鏗，直指他涉嫌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李柱銘認為，港澳辦這些聲明，如果是有心對法院及律政司施壓，則為拆毀法治；如果無心，則陷法庭於不義。
「（中央）有乜理由怪責外國傳媒、人權組織、法律界批評香港法治呢？你點賴得人呢？...唔關你事你收口先得㗎嘛！你唔應該干預㗎嘛！」
雖說中央不應違背承諾、不應干預香港事務，但這畢竟要依賴有權勢一方自我克制。有新晉律師早前受訪時就提到，懂得詮釋法律條文的法律界人員，說到尾還是既有政治秩序的擁護者；已對制度徹底失望的年輕法律系學生，更直言：沒有主權，何來民主？何來法治？
李柱銘從不諱言，他不同意香港獨立。李柱銘還是相信，要導正至中央政府最初對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是有可能的 —— 儘管非常艱難。
不過李柱銘亦批評，中央近年將「自決派」一律打成提倡港獨，邏輯上根本說不通。
「2047 咁遠，（到時）中國政府可能自己都在搞民主 … 如果中國政府有民主，或者可以好似英國政府咁，比蘇格蘭做公投。到時可唔可以公投、個公投係咪 binding，都係政府自己決定㗎嘛。」
李柱銘說，沒有一個國家會容許國民武力推翻政府，他不認為革命是一個可行的道路，相反自決只是開啟各樣可能性，舉辦公投與否還要是由政府決定的，但現在「點解討論下（自決）都唔得？」
* * *
未來三十年的光景誰也說不準，但無疑，香港距離夜盡天明的日子，還有漫漫長路。
在上一個三十年投身民主運動的李柱銘，近日終於迎來人生第一次被起訴。當年人人幻想 97 後共產黨「拉人封艇」，如今終於成為現實，遲到二十年，還是到了。
不過李柱銘說，從來都預備了自己有被捕的可能性。「佢唔係淨係拉年輕人，老、中、青都拉㗎，溫和派都拉㗎啦...點解唔會拉我呢？」
他引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神學家馬丁．尼穆勒（Martin Niemoller，1892－1984）曾寫過一首詩：
當納粹來抓共產黨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共產黨員當他們關押社會民主黨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社民黨員當他們來抓工會會員
我沒有抗議
——我不是工會會員當他們來抓猶太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來抓我時
再也沒人為我說話了
李柱銘說，歷史總是重複發生 —— 沉默不反抗，強權只會逐步進逼，昨日是勇武派、今日和理非，明日就到稍有「良心」的建制派。
「所以我哋無理由唔繼續㗎。我哋一定唔能夠放棄。」
註：
[1]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文／梁凱澄、黃珍盈
2020年4月21日 星期二
7個月內惠譽兩降香港信貸評級
轉載: 蘋果日報，2020年4月21日
惠譽又指出，評級同時反映香港逐漸融入中國國家系統，無論是經濟、金融、社會、政治均更融合，故此與中國主權評級（A+）理應更接近，而中央正以自1997年回歸以來更高調方式處理香港事務，更佐證這些趨勢成立。（The downgrade also reflects Fitch's view that Hong Kong's gradual integration into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associated rise in economic, financial, and socio-political linkages with the mainland justify a closer alignment of their respective sovereign ratings. These established trends are exemplifi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aking a more vocal role in Hong Kong affairs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97 handover.）
惠譽表示，反政府示威活動令本港營商環境及政治穩定在國際聲譽受損，加上武漢肺炎帶來的挑戰，令評級更為複雜。對於港府推總額達1,375億港元的新一輪紓困措施，惠譽預測2020財年的預算赤字將上升至GDP的11%，屆2020財年底，財政儲備將由GDP的40%降至GDP的30%，在缺乏新增稅收情況下，將進一步蠶食財政儲備。該行預測，今年香港經濟將衰退5%，零售銷售、訪港旅客、機場流量和貿易數據疲弱情況會在上半年持續。
惠譽續提到，本港社運暫時隨疫情而冷卻，惟社會政治分歧仍未解決，對本港營商環境帶來不確定性，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有隨時再爆發的風險，或會進一步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管治、體制和政治穩定的看法。
港府：觀點難令人信服
政府回應時表示失望，指評級決定反映了惠譽過度着眼於香港當前的社會政治議題，而並未充分考慮香港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固基調；其關於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和金融聯繫日益加深，不利香港信貸評級的觀點，更是沒有事實基礎，觀點難以令人信服。至於武漢肺炎對香港衝擊，發言人指其對香港的影響並不比其他地方更嚴重。
評級機構降評級或導致香港發債成本上升，而對上一次惠譽降香港評級正值去年9月社會事件發生期間，當時其理據是持續衝突及暴力正考驗一國兩制框架，且預計未來香港進一步融入中國體制，兩地評級應要收窄。穆迪今年1月降香港評級時，更明言政府自治權受到的制約比想像中大，且管治能力亦遜於預期。
2020年4月2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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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ocin.com/p-1127182880.html2020年4月18日 星期六
2020年4月8日 星期三
認知主義學習理論
認知主義學習理論
認知主義學習理論是通過研究人的認知過程來探索學習規律的學習理論。主要觀點包括人是學習的主體，主動學習；人類獲取信息的過程是感知、註意、記憶、理解、問題解決的信息交換過程；人們對外界信息的感知、註意、理解是有選擇性的以及學習的質量取決於效果
源自於格式塔學派的認知主義學習論，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再度複蘇，從本世紀5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布魯納、奧蘇伯爾等一批認知心理學家的大量創造性的工作，使學習理論的研究自桑代克之後又進入了一個輝煌時期，他們認為，學習就是面對當前的問題情境，在內心經過積極的組織，從而形成和發展認知結構的過程，強調刺激反應之間的聯繫是以意識為中介的，強調認知過程的重要性。因此，使認知主義的學習論在學習理論的研究中開始占據主導地位。
認知是指認識的過程以及對認識過程的分析。美國心理學家吉爾伯特（G.A.Gilbert）認為：“認知是一個人‘瞭解’客觀世界時所經歷的幾個過程的總稱。它包括感知、領悟和推理等幾個比較獨特的過程，這個術語含有意識到的意思。”認知的構造已成為現代教育心理學家試圖理解的學生心理的核心問題。
認知派學習理論家認為學習在於內部認知的變化，學習是一個比S—R聯結要複雜得多的過程。他們註重解釋學習行為的中間過程，即目的、意義等，認為這些過程才是控制學習的可變因素。
認知派學習理論家認為學習在於內部認知的變化，學習是一個比S—R聯結要複雜得多的過程。他們註重解釋學習行為的中間過程，即目的、意義等，認為這些過程才是控制學習的可變因素。
認知派學習理論為教學論提供了理論依據，豐富了教育心理學的內容，為推動教育心理學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認知派學習理論的主要貢獻是：
1.重視人在學習活動中的主體價值，充分肯定了學習者的自覺能動性。
2.強調認知、意義理解、獨立思考等意識活動在學習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3.重視了人在學習活動中的準備狀態。即一個人學習的效果，不僅取決於外部刺激和個體的主觀努力，還取決於一個人已有的知識水平、認知結構、非認知因素。準備是任何有意義學習賴以產生的前提。
4.重視強化的功能。認知學習理論由於把人的學習看成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過程，因而很重視內在的動機與學習活動本身帶來的內在強化的作用。
5.主張人的學習的創造性。
布魯納提倡的發現學習論就強調學生學習的靈活性、主動性和發現性。它要求學生自己觀察、探索和實驗，發揚創造精神，獨立思考，改組材料，自己發現知識、掌握原理原則，提倡一種探究性的學習方法。強調通過發現學習來使學生開發智慧潛力，調節和強化學習動機，牢固掌握知識並形成創新的本領。
認知學習理論的不足之處，是沒有揭示學習過程的心理結構。我們認為學習心理是由學習過程中的心理結構，即智力因素與非智力因素兩大部分組成的。智力因素是學習過程的心理基礎，對學習起直接作用；非智力因素是學習過程的心理條件，對學習起間接作用。只有使智力因素與非智力因素緊密結合，才能使學習達到預期的目的。而認知學習理論對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是不夠重視的。
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論內容如下：
一、克勒（W.Khler）的頓悟說
學習的認知理論起源於德國格式塔心理學派的完形理論。格式塔的德語名詞是Gestait，含義是完形，指被分離的整體或組織結構。格式塔心理學是以反對元素分析、強調心理的整體組織為其基本特征的。它認為每一種心理現象都是一個分離的整體，是一個格式塔，是一種完形。人腦對環境作組織的反應，提供一種組織或完形，即頓悟，其作用就是學習。格式塔心理學的創始人是德國心理學家魏特墨（M.Wertheimer）、科夫卡（K.Koffka）和克勒。
克勒歷時7年，以黑猩猩為對象進行的18個實驗，依據其結果，撰寫了《猩猩的智慧》一文，他發揮了格式塔理論，提出了頓悟說。
1.學習是組織、構造一種完形，而不是刺激與反應的簡單聯結。
1917年克勒在《猩猩的智慧》一書中發表了他的頓悟學習理論。認為學習並非是簡單的刺激—反應聯結，也不是僥幸的試誤，而是通過對學習情境中事物關係的理解構成一種完形而實現的，是通過有目的的主動的瞭解和頓悟而組織起來的一種完形。
例如，在黑猩猩接起短棒打下高處的香蕉的實驗中，黑猩猩在未解決這個難題之前，對面前情境的知覺是模糊的、混亂的。當它看出幾根短棒接起來與高處的香蕉的關係時，它便產生了頓悟，解決了這個問題。猩猩的行為往往是針對目的，而不僅針對短棒，這就意味著猩猩領悟了目的物與短棒的關係，在視野中構成了目的物與短棒的完形，才發生連接短棒取香蕉的動作。因此，學習在於發生一種完形的組織，並非各部分間的聯結。
2.學習是頓悟，而不是通過嘗試錯誤來實現的。
猩猩在學會了連結幾根短棒以取得高處香蕉時，在以後的類似情境中（如利用一根竹竿探取籠外手臂所不能及的香蕉；將兩三個箱子疊起來藉以摘取懸在籠頂的香蕉等）立即運用已經“領悟”了的經驗。克勒把這種突然的學會叫頓悟。學習就是由於對情境整體關係作了仔細瞭解後豁然開朗，是經過“突變”學會的，學習是知覺的重新組織和構造完形的過程。這種知覺經驗變化的過程不是漸進的嘗試與發現錯誤的過程，而是突然領悟，是由不能到能的突然轉變。而經過頓悟學會的內容，由於學習者在學習情境的觀察中加深了理解，既能保持好，又能靈活運用，這是一種對問題的真正解決，與試誤中的偶然的解決是不一樣的。
總之，頓悟說重視的是刺激和反應之間的組織作用，認為這種組織表現為知覺經驗中舊的組織結構（格式塔）的豁然改組或新結構的頓悟。
二、托爾曼（E.C.Tolman）的認知—目的論
托爾曼（1886—1959）是美國心理學家。1923年到德國，曾會見科夫卡。他擔任過加利福尼亞大學、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曾任第14屆國際心理科學聯合會主席。他對各派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以博採眾家之長而著稱。他既欣賞聯結派的客觀性和測量行為方法的簡便，又受到格式塔整體學習觀的影響。他的學習理論有很多名稱，如符號學習說、學習目的說、潛伏學習說、期待學習說。
托爾曼對S—R聯結說的解釋不滿，他認為學習的結果不是S與R的直接聯結，主張把S—R公式改為S—O—R公式。在後一公式中，O代表有機體的內部變化。
托爾曼的學習理論有兩大特點：
l.一切學習都是有目的的活動。
托爾曼認為，學習是有目的，是趨向於目標，受目標指導的。學習產生於有目的的活動中，儘管刺激可以引起反應的發生，但學習者對刺激的主觀認識指導著試誤反應的進行。托爾曼認為，學習就是期待的獲得，學習者有一種期待的內在狀態，推動學習對達到目的的環境條件產生認知。有機體的行為都在於達到某個目的，並且在學會達到目的的手段。
2.為達到學習目的，必須對學習條件進行認知。
托爾曼認為，有機體的學習不僅具有目的性，而且具有認知性。因為有機體在達到目的的過程中，會碰到各種各樣的情境和條件，它必須對這些情境和條件因素進行認知，才能學會達到目的的手段，並利用掌握的手段去達到學習的目的。
托爾曼用“符號”來代表有機體對環境的認知，並且認為，學習者在達到目的的過程中，學習的是能達到目的的符號及其符號所代表的意義，是形成一定的“認知地圖”，這才是學習的實質。
托爾曼為了探索動物在學習過程中的認知學習變化，他設計了一些巧妙的實驗（例如白鼠走迷宮的學習實驗）。白鼠有三條通向食物的途徑，途徑一最短，途徑二次之，途徑三最長。在一般情況下，白鼠選擇較短的途徑。當途徑一被阻塞點A阻塞後，白鼠就選擇了途徑二；當途徑二被阻塞點B阻塞時，改由途徑三奔目標。白鼠能頓悟阻塞點B將途徑一與二同時關閉起來了。這說明白鼠是根據對情境的“認知地圖”來行動，而不根據盲目的習慣，也不是依據途徑的次序而形成的機械的奔走習慣來行動的。托爾曼認識到，白鼠習得的不是一系列刺激—反應的聯結，而是在頭腦內形成了類似現場的一張地圖——“認知地圖”，正是這種認知地圖指引了白鼠的正確行為。
托爾曼的學習目的和學習認知概念，直接來自格式塔學派的完形說，吸取了完形派思想中某些積極成果，認為行為表現為整體的行為，這種有目的的整體性的行為是學習認知的結果。
托爾曼把試誤論與目的認知論相結合，認為在刺激和反應之間有目的與認知等中介變數，不但研究行為的外部表現，還要探討內部大腦活動。從內容上看，他是強調認知理論的，從形式上看仍採用S—R說，故有人說“托爾曼是混血兒，是兼而取之”。
關於學習出現的原因，托爾曼與聯結主義的觀點相反，他認為外在的強化並不是學習產生的必要因素，不強化也會出現學習。他設計了著名的潛伏學習的實驗。在此實驗中，發現動物在未獲得強化前已出現學習傾向，只不過未表現出來。托爾曼稱之為潛伏學習。潛伏學習事實的揭露，也證明學習並不是S—R之間的直接聯結。動物在未受獎勵的學習期間，認知結構發生了變化。為什麼沒有食物獎勵，動物也可以學習呢？托爾曼認為，動物的行為是有目的的行動，也就是它在走迷宮時，根據對情境的感知，在頭腦里有一種預期（或者假設），動物的行動受它的指導。將預期證實則是一種強化，這就是內在的強化，即由學習活動本身帶來的強化。所以，托爾曼的“認知—目的”的學習理論，對現代的認知學習理論的發展有一定的貢獻。
三、皮亞傑（J.Piaget）的認知結構理論
皮亞傑（1896—1980）是當代一位最著名的兒童心理學家和發生認識論專家，他是瑞士日內瓦學派的創始人。
認知結構理論的代表人物是瑞士心理學家J.皮亞傑、美國的心理學家J.S.布魯納。他們認為認知結構，就是學習者頭腦里的知識結構，它是學習者全部觀念或某一知識領域內觀念的內容和組織。他們認為，學習使新材料或新經驗和舊的材料或經驗結為一體，這樣形成一個內部的知識結構，即認知結構。皮亞傑指出，這個結構是以圖式、同化、順應和平衡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布魯納認為，學習不在於被動地形成反應，而在主動地形成認知結構。學習由一系列過程組成，要重視研究學生的學習行為，教學應註意學習各門學科的基本結構。他們重視教材的知識結構。這個學派還系統地闡述了認知結構及其與課堂教學的關係。近些年來的教學實踐和實驗研究表明：採用一定手段有意控制學習者的認知結構，提高認知結構的可利用性、穩定性、清晰性和可辨別程度等，對於有效的學習和解決問題是有作用的。
四、布魯納（J.S.Bruner）的認知發現說
布魯納（1915—）是美國著名的教育心理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他於1960年創建了哈佛大學認知研究中心，任中心主任；1962—1964年間任白宮教育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教育過程》、《思維的研究》、《認知心理學》、《發現的行為》。
布魯納的認知學習理論受完形說、托爾曼的思想和皮亞傑發生認識論思想的影響，認為學習是一個認知過程，是學習者主動地形成認知結構的過程。而布魯納的認知學習理論與完形說及托爾曼的理論又是有區別的。其中最大的區別在於完形說及托爾曼的學習理論是建立在對動物學習進行研究的基礎上的，所談的認知是知覺水平上的認知，而布魯納的認知學習理論是建立在對人類學習進行研究的基礎上的，所談認知是抽象思維水平上的認知。其基本觀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學習是主動地形成認知結構的過程
認知結構是指一種反映事物之間穩定聯繫或關係的內部認識系統，或者說，是某一學習者的觀念的全部內容與組織。人的認識活動按照一定的順序形成，發展成對事物結構的認識後，就形成了認知結構，這個認知結構就是類目及其編碼系統。
布魯納認為，人是主動參加獲得知識的過程的，是主動對進入感官的信息進行選擇、轉換、存儲和應用的。也就是說人是積極主動地選擇知識的，是記住知識和改造知識的學習者，而不是一個知識的被動的接受者。布魯納認為，學習是在原有認知結構的基礎上產生的，不管採取的形式怎樣，個人的學習，都是通過把新得到的信息和原有的認知結構聯繫起來，去積極地建構新的認知結構的。
布魯納認為學習包括著三種幾乎同時發生的過程，這三種過程是：新知識的獲得，知識的轉化，知識的評價。這三個過程實際上就是學習者主動地建構新認知結構的過程。
2.強調對學科的基本結構的學習
布魯納非常重視課程的設置和教材建設，他認為，無論教師選教什麼學科，務必要使學生理解學科的基本結構，即概括化了的基本原理或思想，也就是要求學生以有意義地聯繫起來的方式去理解事物的結構。布魯納之所以重視學科的基本結構的學習，是受他的認知觀和知識觀的影響的。他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是一種具有層次的結構，這種具有層次結構性的知識可以通過一個人發展的編碼體系或結構體系（認知結構）而表現出來。人腦的認知結構與教材的基本結構相結合會產生強大的學習效益。如果把一門學科的基本原理弄通了，則有關這門學科的特殊課題也不難理解了。
在教學當中，教師的任務就是為學生提供最好的編碼系統，以保證這些學習材料具有最大的概括性。布魯納認為，教師不可能給學生講遍每個事物，要使教學真正達到目的，教師就必須使學生能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一套概括了的基本思想或原理。這些基本思想、原理，對學生來說，就構成了一種最佳的知識結構。知識的概括水平越高，知識就越容易被理解和遷移。
3.通過主動發現形成認知結構
布魯納認為，教學一方面要考慮人的已有知識結構、教材的結構，另一方面要重視人的主動性和學習的內在動機。他認為，學習的最好動機是對所學材料的興趣，而不是獎勵競爭之類的外在刺激。因此，他提倡發現學習法，以便使學生更有興趣、更有自信地主動學習。
發現法的特點是關心學習過程勝於關心學習結果。具體知識、原理、規律等讓學習者自己去探索、去發現，這樣學生便積極主動地參加到學習過程中去，通過獨立思考，改組教材。“學習中的發現確實影響著學生，使之成為一個‘構造主義者’。”學習是認知結構的組織與重新組織。他既強調已有知識經驗的作用，也強調學習材料本身的內在邏輯結構。
布魯納認為發現學習的作用有以下幾點：
（1）提高智慧的潛力。
（2）使外來動因變成內在動機。
（3）學會發現。
（4）有助於對所學材料保持記憶。
所以，認知發現說是值得特別重視的一種學習理論。認知發現說強調學習的主動性，強調已有認知結構、學習內容的結構、學生獨立思考等的重要作用。這些對培育現代化人才是有積極意義的。
五、奧蘇伯爾（D.P.Ausubel）的認知同化論
奧蘇伯爾（1914—）是美國紐約州大學研究院的教育心理學教授，其理論是美國最新理論之一。主要著作有《意義言語學習心理學》、《教育心理學：一種認知的觀點》、《學校學習：教育心理學導論》。
奧蘇伯爾與布魯納一樣，同屬認知結構論者，認為“學習是認知結構的重組”，他著重研究了課堂教學的規律。奧蘇伯爾既重視原有認知結構（知識經驗系統）的作用，又強調關心學習材料本身的內在邏輯關係。認為學習變化的實質在於新舊知識在學習者頭腦中的相互作用，那些新的有內在邏輯關係的學習材料與學生原有的認知結構發生關係，進行同化和改組，在學習頭腦中產生新的意義。
奧蘇伯爾的認知同化論的主要觀點是：
1.有意義學習的過程是新的意義被同化的過程
奧蘇伯爾的學習理論將認知方面的學習分為機械的學習與有意義的學習兩大類。機械學習的實質是形成文字元號的錶面聯繫，學生不理解文字元號的實質，其心理過程是聯想。這種學習在兩種條件下產生。一種條件是學習材料本身無內在邏輯意義。另一種條件是學習材料本身有邏輯意義，但學生原有認知結構中沒有適當知識基礎可以用來同化它們。有意義學習的實質是個體獲得有邏輯意義的文字元號的意義，是以符號為代表的新觀念與學生認知結構中原有的觀念建立實質性的而非人為的聯繫。有意義學習過程就是個體從無意義到獲得意義的過程。這種個體獲得的意義又叫心理意義，以區別於材料的邏輯意義。所以有意義學習過程也就是個體獲得對有意義的材料的心理意義的過程。
有意義的學習是以同化方式實現的。所謂同化是指學習者頭腦中某種認知結構，吸收新的信息；而新的觀念被吸收後，使原有的觀念發生變化。
概念被同化的特征是學習者將概念的定義直接納入自己的認知結構的適當部位，通過辨別新概念與原有概念的異同而掌握概念，同時將概念組成按層次排列的網路系統。
奧蘇伯爾認為有意義的學習必須具有下列條件：
(1)新的學習材料本身具有邏輯意義。教材一般符合此要求。
(2)學習者認知結構中具有同化新材料的適當知識基礎（固定點），便於與新知識進行聯繫，也就是具有必要的起點。
(3)學習者還必須具有進行有意義學習的心向，即積極地將新舊知識關聯起來的傾向。
(4)學習者必須積極主動地使這種具有潛在意義的新知識與認識結構中的舊知識發生相互作用。
2.同化可以通過接受學習的方式進行
接受學習是指學習的主要內容基本上是以定論的形式被學生接受的。對學生來講，學習不包括任何發現，只要求學生把教學內容加以內化（即把它結合進自己的認知結構之內），以便將來能夠將其再現或派作他用。
接受學習是有意義的學習，它也是積極主動的，與“師講生聽”的滿堂灌教學有質的不同。學生在校學習的主要任務是接受系統知識，要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的系統的知識，並能得到鞏固，主要方式是接受學習。接受學習強調從一般到個別，發現學習強調從個別到一般。接受學習和發現學習，都是積極主動的過程。他們都重視內在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活動本身帶來的內在強化作用。
六、加涅（R.M.Gagne）的學習條件論
加涅（1916—）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被公認為當今美國第一流的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習實驗心理學家。他的理論代表現代認知派學習觀的一個新動向、新發展。加涅的主要著作有《學習的條件》、《教學設計原理》、《知識的獲得》等。
加涅認為學習是一種將外部輸入的信息轉換為記憶結構和以人類作業為形式的輸出過程，要經歷接受神經衝動、選擇性知覺、語義性編碼、檢查、反應組織、作業等階段，反饋及強化貫穿於整個學習過程。學習受外部和內部兩大類條件所制約。外部條件主要是輸入刺激的結構與形式，內部條件是主體以前習得的知識技能、動機和學習能力等。加涅認為，教育是學習的一種外部條件，其成功與否在於是否有效地適合和利用內部條件。
加涅認為，人類的學習是複雜而多樣的，簡單的低級學習是複雜高級學習的基礎。他把學習分為八個層次，即：①信號學習；②刺激—反應學習；③連鎖學習；④詞語聯想學習；⑤辨別學習；⑥概念學習；⑦原理的（規則的）學習；⑧解決問題的學習。
他指出每一類學習中蘊藏著前一類的學習。同時加涅也提出構成一個人學習行為的八個有機聯繫系統（動機→領會→習得→保持→回憶→概括→操作→反饋），並指出每一階段有其各自的內部心理過程和影響它的外部事件。教學就是遵循學習者學習過程的這些特點，安排適當的外部學習條件。教師是教學設計者和管理者，也是學生學習的評價者，他擔負發動、激發、維持和提高學生的學習活動的教學任務。加涅的學習條件論提醒教師，提高教學質量要重視學習者的內外條件，並應創造良好的教學環境和條件。
七、加涅的信息加工學習論
加涅被公認為是將行為主義學習論與認知主義學習論相結合的代表。他從兩大理論中汲取合理的萬分，一方面承認行為的基本單位是刺激與反應的聯結，另一方面又著重探討刺激與反應之間的中介因素――認知活動，並且在70年代之後，運用現代資訊理論的觀點和方法，通過大量研究，建立起了信息加工的學習理論，認為學習過程是對信息的接受和使用的過程，學習是主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
加涅認為，學習是學習者神經系統中發生的各種過程的複合。學習不是刺激反應間的一種簡單聯結，因為刺激是由人的中樞神經系統以一些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加工的，瞭解學習也就在於指出這些不同的加工過程是如何起作用的。在加涅的信息加工學習論中，學習的發生同樣可以表現為刺激與反應，刺激是作用於學習者感官的事件，而反應則是由感覺輸入及其後繼的各種轉換而引發的行動，反應可以通過操作水平變化的方式加以描述。但刺激與反應之間，存在著“學習者”、“記憶”等學習的基本要素。學習者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們擁有感官，通過感官接受刺激；他們擁有大腦，通過大腦以各種複雜的方式轉換來自感官的信息；他們有肌肉，通過肌肉動作顯示已學到的內容。學習者不斷接受到各種刺激，被組織進各種不同形式的神經活動中，其中有些被貯存在記憶中，在作出各種反應時，這些記憶中的內容也可以直接轉換成外顯的行動。
加涅認為，當刺激情境與記憶內容以某種方式影響學習者的操作水平時，學習便發生了，我們可以根據學習者學習前後操作水平的差異來推斷學習的發生。
加涅根據信息加工理論提出了學習過程的基本模式，認為學習過程就是一個信息加工的過程，即學習者對來自環境刺激的信息進行內在的認知加工的過程，並具體描述了典型的信息加工模式。認為學習可以區別出外部條件和內部條件，學習過程實際上就是學習者頭腦中的內部活動，與此相應，把學習過程劃分為八個階段：A、動機階段；B、瞭解階段；C、獲得階段；D、保持階段；E、回憶階段；F、概括階段；G、操作階段；H、反饋階段。
八、海德（F.Heider）和韋納（B.Weiner）的歸因理論
歸因理論是探討人們行為的原因與分析因果關係的各種理論和方法的總稱。它試圖根據不同的歸因過程及其作用，闡明歸因的各種原理。
最早對歸因進行研究的是美國心理學家F.海德，他認為人類有兩類需要，即對周圍世界的進行理解和控制的需要。認為通過分析可得知人們行動的原因，並可預言人們如何行動。這就是人們進行行動歸因的內在原因。歸因可以分成：內歸因和外歸因，穩定性歸因和非穩定性歸因。內歸因是行為者內在的原因，如人格、情緒、意志等。外歸因是產生行為的環境因素，如工作設施、任務難度、機遇等。研究表明，人們總是作比較有傾向性的內歸因或外歸因。對自己的成績常作內歸因，他人的成績出於嫉妒，可能作外歸因。穩定歸因是導致行為的相對不變因素，如內在的能力、氣質，外在的工作難度等。非穩定歸因是相對易變的因素，如內在的情緒、外在的機遇等。
本世紀6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伯納德·韋納創立了《動機的情緒的歸因理論》。韋納的主要觀點是：
1.人類行為的歸因不單由飢、渴、性等驅力或需要所驅使，而且也由其認識（尤其是思維）所控制。
2.從產生不用結果（成敗）的原因中確定幾種可覺察的主要原因，分析原因的構成成分，並探討它們與行為和情緒的關係。韋納提出了歸因的三個基本成分，即部位（內部對外部）、穩定性（穩定對不穩定）和控制性（可控制性對不可控制）。據此韋納創立了歸因的三因素模式——部位×穩定性×控制性。用這三成分可構成8種不同原因成分的分類組合。從這裡可以找出歸因與行為和情感相互作用的規律。韋納發現原因的穩定性影響人的期望，原因的部位和控制性影響人的情感等等。
3.學生成就結果的歸因基本上有四種：即能力、努力程度、任務難度和機遇。他們在部位上和穩定性上是不同的。
韋納的歸因理論的貢獻在於，要求歸因時不僅從行為上進行分析，而且從認知（特別是思維）情感和人際關係中來分析。他從大量的實驗中總結出成敗的原因主要是能力、努力、任務難度和機遇四個方面，為改變差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2020年4月7日 星期二
2020年4月4日 星期六
沈旭暉：人無恥，則無敵
(轉載)
林鄭月娥：「2019 年香港有 10,000 次公眾遊行集會，是 1997 年的 10 倍，反映市民自由有增無減」
邏輯上，其實反映：
- 2019 年香港民怨起碼是 1997 年的 10 倍
- 1997 年公眾遊行集會的「不反對通知書」只是形式主義，2019 年和「立法會候選人確認書」一樣變成政治關卡，不被准許的公眾遊行集會數目是 1997 年的 infinity 倍
- 1997 年公眾遊行集會不會出現警察濫捕、中途腰斬，2019 年公眾遊行集會被腰斬數目是 1997 年的 infinity 倍
- 1997 年公眾遊行集會參與者基本上沒有風險，不會被起底、篤灰、放上「暴徒網」，2019年卻連參加和平示威集會也可能失業，政權還要推波助瀾，因行使公民權利而被經濟打壓的數目是 1997 年的 infinity 倍
- 1997 年的官員要是如此說話、如此發文，即使在同僚當中，也會成為笑柄，不可能立足，而 2019 年類似邏輯和無恥程度的官狀語言文字，無日無之，是 1997 年的 infinity 倍，只反映官員自由有增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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