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1年香港有大規模人口普查(census)以來經歷三次龍年, 戰後香港六十多年來一直保持人口增長, 不過光從人口數字來看, 1976年、1988年及2000年的人口增長並不是特別多, 跟前一年比較, 分別增加1.3%, 0.8%, 0.9%而已 (詳見香港統計處), 跟其他年份的增長率相若。因此坊間所謂「龍年效應」, 其實不盡不實。需知道生孩子不是完全由個人意志可以決定的,即便兩夫婦希望今年生孩子, 但能夠如願, 有太多因素左右。
香港的人口問題, 與「龍年效應」沒有關係, 看看近年本地的出生率, 年年遞升, 從2005年的57,100名, 急增至2010年的88,500名, 增長動力之大, 與民間普遍的錯覺, 以為香港的出生率很低剛好相反。大家以為出生率低, 於是推演出人口老化的假象。香港65歲以上的長者固然逐年增多, 這與人口愈來愈多是成正比的, 人口愈多, 老人家很自然多了, 加上香港人的平均壽命走在世界前列, 公園裡, 商場裡甚至圖書館裡坐滿老人家, 一點也不奇怪。
當然, 有兩方面是可以反駁的。第一, 香港人的年齡中位數逐年上升, 1996年是34歲, 2010年為41.1歲 (詳見香港便覽); 第二, 根據政府的推算, 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從2003年的11%, 將會提升至2033年的27%, 反觀1980年的時候, 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只佔6.4%, 1990年為8.8%, 長者比例的確逐年上升。 (詳見 香港年報1991, 及香港人口推算2004-2033)。
這兩點是無可爭辯的, 但是年齡中位數上升是一回事, 社會的勞動人口並沒有下降, 一部分人因為年老退下來了, 另一方面新的人員依然不斷投入香港的勞動市場。翻查《香港年報》, 1980年是2,268,700人, 1990年增加至280萬; 2001年為2,950,160, 2010年已超過350萬。人即使到了退休年齡, 卻不代表他們便從職場退下來, 只要看看TVB、澳博、新世界、合和、長實等大企業是由什麼人決策便明白了。
如果從人口增長趨勢著眼, 便知道本地出生率自2003年破紀錄的6.8%急增至2010年的12.5%。這個出生率, 是1988年以來最高的, 從絕對的嬰兒出生數字也可以看見, 2009年的新生嬰兒數字達82,100, 這更是1984年以來最高的。整個八十年代(1980至1989年), 香港每年的新生嬰兒數字平均是78,609人, 足以說明近年香港的新生嬰兒數字超過八十年代。雖然2009年的新生嬰兒當中, 有36%的嬰兒其父母皆不是本地人 , 但是他們很多仍然選擇來香港接受免費的疫苗注射, 將來極可能前來香港享受免費教育和醫療的福利。另一方面, 將來的本地人年老的時候有多少人選擇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終老, 仍是未知之數。香港將來的居住環境、生活指數的不確定, 加上這一代人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以有限的儲蓄, 面對生活成本不斷上漲, 資源競爭日益激烈的前提下, 退休後是不是必須留在香港, 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課題。基於這個判斷, 政府的老年人口推算有多準確, 實在是一大疑問。香港的輿論、普遍的香港人以為「社會高齡化」、「低出生率」是香港的命運, 是金科玉律一成不變, 其實迷在五里霧中而不自覺。
以上分析可見, 「社會高齡化」是否會不斷惡化下去是不確定的, 「社會高齡化」跟社會沒有足夠勞動力是沒有必然關係, 香港更不是一般人所講出生率低的地區, 無論今年是不是龍年, 新生嬰兒的數字近年一直上升。以有限土地, 人口卻無止境地增長下去的話, 不用說資源分配是一個考驗, 對人口的整體質素提升, 香港的整體競爭力並沒有幫助。今日的香港不再是勞動力密集(labour intensive)的經濟城市, 對積極走向知識型經濟的香港而言, 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對經濟發展沒有好處。
當香港愈來愈覺得現在的人口政策有缺陷, 愈來愈多人感到有限的社會資源給那些沒有為香港社會作過任何貢獻的人瓜分時, 強烈改變人口政策的聲音一呼百應。排外和歧視的想法當然不可取, 然而政府並不可以任由極具爭議的人口政策延續下去。
解決的關鍵在於香港政府有沒有勇氣承擔把關的決心, 《基本法》賦予甚麼人有居留權是一回事, 政府有沒有權力決定哪些人甚麼時候來, 甚麼人可以入境, 甚麼人因為某些原因自動失去居留權, 又是另一個問題。這就好像一個居住在香港滿七年的外國人一樣, 理論上可以申請永久居民身份, 但政府是否批准又是另一重考慮。這好比法律上容許滿四十歲的香港永久居民只要得到規定的提名人支持, 便可以參選行政長官, 但有沒有選委投票給這個候選人, 那就不得而知了。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沒有資格選特首, 特首是誰, 我們沒有資格過問, 但能夠化解人口計時炸彈的候選人, 就是下一屆理想的特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