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切都變得細小了,就連走廊陽台外的合和中心也變得矮小了。老師說:「那是香港最高的大廈,大廈的頂處有一個旋轉餐廳。」那是八十年代老師的說話。八十年代末,許冠文有一齣電影,叫做「合家歡」,場景就在合和中心的旋轉餐廳。
當時年紀小,不知道什麼叫做「合家歡」,只記得同一年,在香港上演過一齣悲劇。一個刮著狂風夾雜著暴雨的週末早上,下午班的學生看見平日充滿威嚴的小學老師一個個垂頭喪氣,女主任更抱頭痛哭。週末的早上,對習慣了下午課的同學來說本來是個噩夢。夢醒時份,睡眼惺忪,有誰知道,中國發生了天大的慘事。畢業了,學校發給每位同學一份同學錄,同學錄是清一色的黑與白,沒有勉勵的說話,沒有悲壯激昂的呼號,印在腦裡的,是平靜的一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圖案,像一個黑影也似的放在同學錄的封面處。
今天就是連香港給人的印記也變得越來越小了,沒有了地區編號,周邊人的身影,一時上海,一時東京,很少人再去省察一個電話號碼是出自香港哪一個區了。當年大家都很清楚灣仔區的電話號碼,不,是香港每一個地區都有一組特別的號碼,然而此時此刻,再有這樣的執著已變得沒有意義了。
夜深的灣仔,像她白天的時候一樣,找到屬於她自己的身份象徵。新與舊的交雜,令本來不屬於這個地方的東西,在不知不覺間進佔了。還是夜深的時候最好,當旺角、尖沙咀仍是一片人聲鼎沸,灣仔卻留得一片清靜。清靜?其實不盡是美好的,走得多了,漸漸也會留意,灣仔的燈火闌珊背後其實也像「旺角卡門」、「旺角黑夜」,有太多悲涼了。只是誰去理會?在深深的巷子轉彎處,仍舊是冷冷的沉默。悲涼、噩夢、二十年前的天大慘事、破落了的舊校園,茫茫然不知所措地隨著這一聲沉默,將永遠埋葬在榕樹下的根影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