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蘋果日報》，2020年4月28日
由李文亮、管軼、袁國勇，到中國上海提倡吃牛奶食三文治的張文宏，大陸網民文革式批判者，俱是西醫。
西醫為何在中國式義和團文革病毒頻頻中招？因為政治氣候所需。方今「聖上」最高指示，要加強中醫中藥抗疫。各級官員心領神會，懂得逢迎，轉移民憤，漢奸走狗港獨，向西醫開刀。
李文亮沒了命，管軼閃躲得快，袁國勇張文宏走避不及。中國人社會一接近權力，奴才打小報告之民族劣質發酵，別有一副其他民族所無的陰狠之勁，源自中國太監文化傳統。
太監因生理缺陷，長期有自卑感，移情往物質的貪得無厭，以及精神上的虐待狂。中國人一旦太監化，心理非常陰暗。
太監文化之陰毒，有如清末外交家張蔭桓遭到李蓮英的小報告陷害。
張蔭桓通英文、諳洋務，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加冕六十周年慶典邀請為清國特使，出席倫敦盛會，已惹得「裏通外國」的疑忌。
盛事完畢，歸經巴黎，張蔭桓逛大公司，看見一枚紅寶石戒指，一枚綠寶石戒指，兩俱名貴。張蔭桓買下，帶回北京，一心進獻東西兩宮太后。
由於綠寶石比紅寶石價貴，張蔭桓將綠寶石孝敬慈禧，紅寶石呈贈光緒。一時忘記也替太監李蓮英買點手信，就此惹禍。
慈禧把玩着綠寶石戒指，李蓮英知道還有一顆紅寶石送給光緒，漫不經心在旁加了一句：「莫非我們老佛爺就配不上紅色？」
清宮文化，紅色的裙子，代表正室，而綠色衣裙代表妾侍。張蔭桓以為綠寶石戒指更貴，慈禧會喜歡，那知沒想到「中西文化衝突」，慈禧一向以未能居正為憾，咸豐帝遺詔，東西兩宮裁斷事務，西宮慈禧的決定，必須由東宮慈安確認方可。慈禧覺得張蔭桓歧視貶損自己，懷恨於心。
一年之後，戊戌政變，慈禧認定張蔭桓參謀其事，下令捕殺。唯無確切證據，張蔭桓逃過「六君子」的死刑名單，卻被發配去新疆。慈禧想一想，還是不放心，派人路上跟到半途，匆忙再審，將張蔭桓殺掉。
這就是一對紅綠寶石戒指惹的禍。張蔭桓一向同情光緒，與翁同龢是公認的「帝黨」，這就令同樣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李蓮英公私皆有放冷箭的理由。
這個民族，做正事不講嚴謹認真，一挨近權力，計陰用狠，心思賤毒處見精緻。香港一眾中環精英與港英餘孽，個個流口水想做特首，其中皆有不同的太監基因指數。二十二年來，小報告往北京滿天打。唯肥彭臨撤出前看穿，對這群英國人培養出來學會穿西裝的華裔土著，內心不屑至最後一分鐘。
前特首顧問葉國華接受訪問時指，不要低估習近平政府的底線思維。底線思維即計清楚「輸盡」是多少，做足準備，承受最大損失，然後設下底線，黨國機器全速開動，用盡方法完成上級指示。由於任務清晣、確切，不容有路線偏差，執行者處事快、狠、準，相比之下，對手有諸種制肘，削弱凝聚力和行動力，很容易便落下風，被擊敗。
兩辦頻頻發功，擺出不怕攬炒的姿態，無論如何都要把香港的局面平定，就算全世界對香港的法制失去信心也不在乎。針無兩頭利，政治上看重忠誠度，公事公辦變公事黨辦，不再用人唯才，把異己全面封殺和清除，都會大大削減香港的自我完善及內部管治能力。若再有疫症爆發，政府最先考慮的仍是中央顔面，有異議的專家學者和前線醫護被滅聲，香港怎會不變成第二個武漢？無奈社會代價再大，亦不足以改變國家領導把底線貫徹到底的決心，務求維持一國兩制這軀殼的同時，使香港完全置於其掌握之中。
中共單憑鬥爭思維和手段整治香港，是會自食其果的，縱無法預知像七傷拳一樣的反噬作用有多大。情況如去年，林鄭硬推送中惡法，毋視社會的深層次問題有幾嚴重。結果，積累多時的民怨一下子大爆發，突破臨界點，量變到質變的乘數效應，極速把社會冷感和無力感扭轉為巨大的反撲力量，徹底改寫香港、甚至台灣政局。最具象徵意義的改變，正是年輕人由排隊飲喜茶一躍進化成黃色經濟圈的鐵粉。
後來兩辦易帥，重新布局，但無正視本身問題，依然堅守鬥爭路線，把遇到的挫折歸咎於手段未夠硬，操控未夠徹底。連番人事變動，港人看不到林鄭政府為民設想。相反，兩辦干預更明目張膽，相信九月立會選舉，將會 DQ 頻生。面對變本加厲的打壓，港人短期內不容易扭轉劣勢，長期便難說。
筆者在〈無大台的社會抗爭〉中分析過 blood oath 的概念，類似「滴血為盟」，對抗高牆的雞蛋，過去一年不知不覺間形成一種堅實的盟友或伙伴關係，呈現生死之交的情誼，內化你中有我的道德責任感。被這種情感紐帶縛在一起，是不能向強權妥協或讓步的，否則便愧對手足。中共出重手干預香港事務，其中一個原因，正是要阻止這股力量壯大，令其失去統治者的安全感。
雙方對奕多時，同步進化，而隨著銳氣流失，blood oath 的效力確不及最初。中共睇死你惡唔出樣，靠軍事化的警隊慢慢收拾你。雖則抗爭者煉成具有 AI 功能的網絡，但比起龐大的國家機器和近乎無限的資源，實力相差太遠。正常情況下，異議者遲早被分化，被打殘，被收皮。相信當權者也是這樣預計，問題是，這種估算，存在見樹而不見林的視力偏差。
2019 年 2 月，未有反送中，心理衛生會公布的調查指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愈年輕愈抑鬱。同年 10 月，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公布，平均分只有 46.41，創歷年新低，情況比沙士更嚴峻。值得留意的是，調查在抗爭初期進行，並未反映最新狀況。這些資料只捕捉到有限的現實，但誰也不會懷疑，武肺和中共一浪接一浪的傷害，使港人的痛苦程度推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當人感到絕望，再無甚麼值得害怕失去，就很容易有不尋常的舉動和反應。一個社會越來越多人處於這種狀態，對管治者來說，本是非常嚴峻、不容易化解的挑戰，偏偏當權者鬥爭上腦，人民的苦難都不放在心頭，念兹在兹是早日完成國家領導的指令。局勢再失控，就交由軍警處理好了。
不能否認，政府設立抗疫基金，多少幫到一些有需要的市民。但這些表面功夫，無法掩蓋一個涼薄政府的政治圖謀及卑劣行徑。兩輪抗疫基金，被大量苦主控訴厚此薄彼，救大財團多於救小商戶。連鎖式食肆每間分店可獨立申請，有傳媒便發現，美心集團可獲半億資助，相反在美食廣場經營食店的東主，便因牌照由商場持有而未獲資助，商場領取政府資助的同時又不減租，顯見政府漠視非飲食界選民的迫切需求，將援助苦主的職責變成幫建制派功能組別拉票的舉措。
政府代出糧，但有過百萬人未受惠，而所謂保就業，亦以撐企業為先，救僱主為本，政府始終不肯設失業救濟金，只有逼人攞綜援頂檔。更可惡的是，政府根本無有效措施，針對業主拒絕減租的所謂商業決定（一班商界御用經濟學者，多年來鼓吹所謂市場自由，轉移公眾視線，把問題簡單歸咎為供應 / 競爭不足，變相縱容大商家、大業主的壓榨和斂財行為，也應記一「功」）。單靠出口術，呼籲業主大發慈悲，結果對方錢就照袋，租金就不肯（多）減。政府的所作所為，不論動機如何，都是把庫房的錢直接或間接輸送給大地主（受資助的小市民左手收錢右手交租），吊鹽水式的救濟亦大有可能因赤字嚴重而遞減。隨著全球經濟大衰退，外國投資陸續撤出中國，香港又欠缺妥當的安全網，失業潮所造成骨牌效應，將把香港社會推向痛苦的深淵。
習近平的底線思維，著眼於攬炒的管治成本及風險管理，誰知一場無法預測的完美風暴已在逼近。諷刺的是，這場災難並非由抗爭者一手造成，而是因為當權者無真正關心過港人福祉（不管黃藍），長年累月無視深層次問題之過。到底這場劫難何時爆發，爆發時又會造成多大的破壞和傷亡，現在誰也說不準，但中共的革命鬥爭思維，不單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更會把香港人的負能量變成一個震撼世界的元氣彈（註一）。
到其時，終極攬炒又近一步。
（註一）經典日漫《龍珠》主角悟空的絕招
(轉載: 立場新聞 2020年4月21日)
今年 81 歲的李柱銘，日前被捕，再次成為新聞人物。
418 民主派大搜捕、兩辦高調譴責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政府深夜改新聞稿刪去兩辦按《基本法》第 22 條設立字句、以至《路透社》上周引述資深法官表達對北京干預香港法院的憂慮……如果說香港法制近年備受多次衝擊，最近一星期衝擊之赤裸及頻密程度，可算史無前例。
今年適逢《基本法》頒布 30 周年，特區政府、建制派、左報紛紛為《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成功落實說項，特首林鄭月娥亦在多份報章撰文，稱去年香港的公眾遊行集會次數是 1997 年的十倍，足證市民享有的自由有增無減。
不過亦有人質疑這部「小憲法」早已名存實亡，或如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 Facebook 揶揄在線上舉辦《基本法》研討會的譚惠珠、梁振英等人：「一班老人家到了現在，仍可煞有介事地討論一份難再有人相信的文件，也不能不令人『佩服』」。
當然，民主派也仍討論《基本法》，但更多是以一種抵禦的姿態。身為民主黨創黨主席、當年唯二的民主派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李柱銘，近日就因中國《憲法》是否在港實施，在報章與親中派筆戰不休。
有人可能會問：2014 年《一國兩制白皮書》、人大釋法 DQ 立法會議員、一地兩檢、以至最近爭論兩辦是否第 22 條定義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就說明了「誰大誰惡誰正確」嗎？仲講《基本法》？
但這位民主老將會告訴你：是的，還要講，要不停講。
左報多年來常斥責李柱銘是「漢奸」，他大惑不解：80 年代香港前途談判，我沒有去外國「唱衰」香港，反而是和新華社副社長談、和港澳辦職員談；最終《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確立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也是中方自己同意和制定....
「我哋而家要求佢遵守返自己承諾咋喎。咁都做唔到？咁我點會放手？」李柱銘說，話裡沒有一絲退讓空間，也如香港。
「我哋一定要繼續一齊行呢條路——係艱苦。但我們理直氣壯。」
「22 條寫『各部門』，（兩辦）點會有例外？」
近日，兩辦點名批評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做法疑與《基本法》第 22 條「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 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性管理的事務」牴觸。後中聯辦辦申明兩辦不屬於 22 條中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因此不受該條文約制，與過去一貫說法有出入，惹來各界爭議。港府及兩辦更先後發言，互相肯定說法，指中聯辦對香港具監督權。
一直高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李柱銘不厭其煩地重提「搖搖板」比喻：一國兩制就如大人跟小孩玩搖搖板，中央政府如大人，港府如小孩，雙方重量懸殊，必須相互調節取得平衡才可以玩下去。正如一國兩制要成功落實，必須依賴中央克制運用權力。就兩辦性質，他指「22 條寫明『各部門』不得干預，（兩辦）點會有例外？」，更曾向其他媒體表示若兩辦真不包含在內，「（中央政府）不如直接話落實全面管治權。」
李認為，有關 22 條的爭議與近年中央政府嘗試落實「全面管治權」一脈相承，但強調「全面管治權」不可能是原本鄧小平構思的一國兩制方針，因為如果這樣，香港就連「低度自治」都沒有。他又強調，一國兩制的成功要素包括民主選舉，一個民選政府應該幫港人爭取應有權利，落實港人治港。
一國兩制嚴重走樣 「咁我點會放手？」
李早前向傳媒表示「一國兩制一秒也無落實過」。換句話說，就是中共沒有兌現承諾，但若從一種更微觀的角度來說，就是中共如今對港的態度並非他在八十年代「傾返來」的「一國兩制」，也並非他所理解鄧小平許諾的「一國兩制」。
他提及自己在中英談判期間與中國官方人士——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李儲文、第二社長李菊生——談話，將香港沿用普通法、終審庭設於香港、終審庭可以聘用海外法官等條件「傾返來」，後來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繼續和中國官方尋求共識。
《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就是在這種「高度自治」的共識下逐一擬定、成立。現在中央政府處處收緊香港自由，是違反當年共識與承諾。
「1984 年 9 月 26 日，《聯合聲明》頭一次公佈於世，我嗰日睇完好開心，因為好多我哋爭取嘅嘢都喺度，我哋覺得，大致上行得通嘅。」
「《聯合聲明》都有講高度自治、除咗國防外交（中央不得干預），我覺得，正嘢喎！......用返香港原有法律，都係我爭取返嚟嘅。我覺得，行得通喎！」但多年過去，「開始越來越變啦。」
從 1997 年計起用不著十年，李便由七分信心三分警惕，變成十分憂心。2003 年，政府回應國務院發言欲就廿三條立法，是他對一國兩制信心大跌的轉捩點。
至 2014 年，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聲稱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
李指，早年已感覺到中央有干預香港事務，但當時並不著痕跡，如今卻明目張膽。追溯至港英時期，李已曾收到消息指新華社私下協助民建聯、工聯會的選舉工程，「頭頭（主權移交後初期）都有干預香港事務，但係好秘密。」
「但依家擺到明㗎啦喎。」李指向中央政府對立法會施壓的舉動，又提及近日中聯辦、港澳辦都換上作風更強硬的官員，正是要逐步落實全面管治。
李柱銘認為，現在香港人爭取的，都是根據昔日他為香港爭回來的條件，一切都有理有據、有法可循。就算現時有人提倡立法會選舉爭取民主派 35+，都是在中央自己制定的框架下爭取，合情合法，遑論現時親中派口中的「奪權」。
「我根據你哋自己定下、非常不民主的選舉條例，如果我哋都贏到一半，你要寫個好大的『服』字啦，我哋都值啦，咁都攞到半數。但唔係喎，佢話我哋奪權喎，（到時）又來一次 DQ。你（中央）點可以咁嘅呢？你點可以將個制度搞成咁呢？係自己定落嚟㗎喎。」
「我哋而家要佢遵守返自己承諾咋喎。咁佢都做唔到？」
香港特區政府「一成立就唔使憲法」 31 條權力已用完
中央對香港的態度日益強硬，干預跡象日益明顯。近來有關《基本法》的爭端，非只 22 條。
李柱銘留意到，近年親共人士不斷強調《憲法》與《基本法》是母子關係，務求令前者凌駕於後者。他特撰一文回應，明言「特區只行《基本法》不行《憲法》」，不久便惹來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等親共人士批評指這種說法錯誤，因為《憲法》適用於全國，包括香港。
親中人士都特別提到《憲法》第 31 條（下稱 31 條）[1]，並指出該條文是香港的所有政策的來源，而《基本法》只是從屬於《憲法》。
李柱銘承認，沒錯，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基本法》皆在31 條賦予人大的權力下產生。但除了 31 條本身，我們更該細讀《基本法》的「附件三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決定〉。
此〈決定〉提及 31 條，並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照香港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憲法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後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依據。」
李柱銘捧著封面泛黃的硬皮《基本法》，認真地和記者對讀條文，讀到上文最後一句，便強調「後」字。
「特別行政成立前就要靠憲法 31 條先可以成立，《基本法》都要靠 31 條先可以通過。但係 1997 年 7 月 1 日生效起、『（特區）設立後』就淨係睇《基本法》。……所以特區係唔實行憲法㗎喇。一成立之後就唔用憲法㗎喇。係本嘢規定㗎喎。」
李忖度，中央政府的目的是要用憲法取締《聯合聲明》。「但係唔可以，因為冇咗聯合聲明，香港同九龍就唔會成立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一部分。」還有那十二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是香港現行一切的根本。
講到尾，就是有人想把黑的講成白。「好清楚㗎。最清楚不過。你點拗啫？我都唔明——佢哋而家係夾硬嚟。」
令人憂慮香港快要守不住的，除了憲法，還有司法。
在政治操作上，中央固然有能力干預香港事務；在憲制層面，《基本法》第 158 條賦予人大常委不容挑戰的釋法權。在現時嚴峻的政治局勢下，不少市民開始擔憂，以往我們相信是公正獨立、視之為「最後防線」的司法機構，難以獨善其身。
行政長官上月宣布任命張舉能出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鏗見記者時就明言，對張官過去就人大釋法的判決有極大保留和擔憂。戴耀廷早前接受專訪時引述有研究指，在威權社會下的法院，不少法官都會變得「識做」而作出符合政權期望的裁決。
被問及本港法院是否仍有意志和能力維護《基本法》和法治，李柱銘坦言，在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要單靠法官去維護法治非常艱難。而實際上，在明在暗，香港法院過去亦非絕緣於中央壓力。
2008 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港，在一個公開場合提出「三權合作論」，直指行政、立法、司法 3 個機構需「互相理解，互相支持」；2014 年，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將法官及司法人員定位為「治港者」，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2019 年，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倡，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但必須從國情和實際出發，不能走西方憲政、司法獨立的道路。
李柱銘說，內地要怎麼搞我理不到，但絕不能把這一套搬到香港。
更甚，中央過往不只一次就香港法院的決定指說三道四。最近的例子，就包括高等法院上訴庭裁定政府就《禁止蒙面規例》覆核上訴得直，港澳辦就連忙發聲明，說上訴庭糾正了原訟庭的判決，有利政府依法有效施政、止暴制亂；以及點名批評郭榮鏗，直指他涉嫌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李柱銘認為，港澳辦這些聲明，如果是有心對法院及律政司施壓，則為拆毀法治；如果無心，則陷法庭於不義。
「（中央）有乜理由怪責外國傳媒、人權組織、法律界批評香港法治呢？你點賴得人呢？...唔關你事你收口先得㗎嘛！你唔應該干預㗎嘛！」
雖說中央不應違背承諾、不應干預香港事務，但這畢竟要依賴有權勢一方自我克制。有新晉律師早前受訪時就提到，懂得詮釋法律條文的法律界人員，說到尾還是既有政治秩序的擁護者；已對制度徹底失望的年輕法律系學生，更直言：沒有主權，何來民主？何來法治？
李柱銘從不諱言，他不同意香港獨立。李柱銘還是相信，要導正至中央政府最初對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是有可能的 —— 儘管非常艱難。
不過李柱銘亦批評，中央近年將「自決派」一律打成提倡港獨，邏輯上根本說不通。
「2047 咁遠，（到時）中國政府可能自己都在搞民主 … 如果中國政府有民主，或者可以好似英國政府咁，比蘇格蘭做公投。到時可唔可以公投、個公投係咪 binding，都係政府自己決定㗎嘛。」
李柱銘說，沒有一個國家會容許國民武力推翻政府，他不認為革命是一個可行的道路，相反自決只是開啟各樣可能性，舉辦公投與否還要是由政府決定的，但現在「點解討論下（自決）都唔得？」
* * *
未來三十年的光景誰也說不準，但無疑，香港距離夜盡天明的日子，還有漫漫長路。
在上一個三十年投身民主運動的李柱銘，近日終於迎來人生第一次被起訴。當年人人幻想 97 後共產黨「拉人封艇」，如今終於成為現實，遲到二十年，還是到了。
不過李柱銘說，從來都預備了自己有被捕的可能性。「佢唔係淨係拉年輕人，老、中、青都拉㗎，溫和派都拉㗎啦...點解唔會拉我呢？」
他引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神學家馬丁．尼穆勒（Martin Niemoller，1892－1984）曾寫過一首詩：
當納粹來抓共產黨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共產黨員當他們關押社會民主黨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社民黨員當他們來抓工會會員
我沒有抗議
——我不是工會會員當他們來抓猶太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來抓我時
再也沒人為我說話了
李柱銘說，歷史總是重複發生 —— 沉默不反抗，強權只會逐步進逼，昨日是勇武派、今日和理非，明日就到稍有「良心」的建制派。
「所以我哋無理由唔繼續㗎。我哋一定唔能夠放棄。」
註：
[1]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文／梁凱澄、黃珍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