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激情

L君:

三月份江蘇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新書，叫做《中國不高興》，引起的討論愈演愈烈。本地知名專欄作家先後提及這本由宋曉軍等人著作的新書，並且半個月之內，即上月初中華書局出版了繁體版，可見銷情不錯。六四被人遺忘了，年代較久遠的五四運動卻居然重新包裝，成為愛國主義的典範，而愛國主義又搧動起民族主義的情緒，皆因*網路的力量所驅使。中國的網路力量真的太可怕了。

*案：相比「網絡」這個詞語，我還是比較喜愛台灣用語「網路」。

根留灣仔

屹立在灣仔半山上快要半個世紀的小學校舍要拆卸了。老校舍臨別的一個上午，呼喚所有憐愛她的友人回到她的懷抱。木造的書櫃，木造的家課架，整齊地排列在窗子下，既不怕日灑雨淋，又不怕寒冷和炎熱，在許多亮晶晶的眼裡，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傳承。

今天，一切都變得細小了，就連走廊陽台外的合和中心也變得矮小了。老師說：「那是香港最高的大廈，大廈的頂處有一個旋轉餐廳。」那是八十年代老師的說話。八十年代末，許冠文有一齣電影，叫做「合家歡」，場景就在合和中心的旋轉餐廳。

當時年紀小，不知道什麼叫做「合家歡」，只記得同一年，在香港上演過一齣悲劇。一個刮著狂風夾雜著暴雨的週末早上，下午班的學生看見平日充滿威嚴的小學老師一個個垂頭喪氣，女主任更抱頭痛哭。週末的早上，對習慣了下午課的同學來說本來是個噩夢。夢醒時份，睡眼惺忪，有誰知道，中國發生了天大的慘事。畢業了，學校發給每位同學一份同學錄，同學錄是清一色的黑與白，沒有勉勵的說話，沒有悲壯激昂的呼號，印在腦裡的，是平靜的一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圖案，像一個黑影也似的放在同學錄的封面處。

同學錄是電話目錄，香港島的地區編號是「5」，九龍是「3」，新界是「0」。打開目錄，盡是一列又一列的「5」字，找到「3」字的寥寥可數，「0」字更是稀有名目。原來畢業之後大家仍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是校車的隊伍：G隊、R隊、S隊、T隊、U隊、Y隊的區分，一時還以為大家真的分道揚鑣。

今天就是連香港給人的印記也變得越來越小了，沒有了地區編號，周邊人的身影，一時上海，一時東京，很少人再去省察一個電話號碼是出自香港哪一個區了。當年大家都很清楚灣仔區的電話號碼，不，是香港每一個地區都有一組特別的號碼，然而此時此刻，再有這樣的執著已變得沒有意義了。

夜深的灣仔，像她白天的時候一樣，找到屬於她自己的身份象徵。新與舊的交雜，令本來不屬於這個地方的東西，在不知不覺間進佔了。還是夜深的時候最好，當旺角、尖沙咀仍是一片人聲鼎沸，灣仔卻留得一片清靜。清靜？其實不盡是美好的，走得多了，漸漸也會留意，灣仔的燈火闌珊背後其實也像「旺角卡門」、「旺角黑夜」，有太多悲涼了。只是誰去理會？在深深的巷子轉彎處，仍舊是冷冷的沉默。悲涼、噩夢、二十年前的天大慘事、破落了的舊校園，茫茫然不知所措地隨著這一聲沉默，將永遠埋葬在榕樹下的根影裡。

關於「哥哥」

T:

上次你借給我一本漫畫書，我帶了回家，可惜還沒有時間看，我看完後馬上送還給你。

早幾天看過你寫關於張國榮的事情，使我想起四月一日晚聽過的電台節目，那是一個議論時事的節目，本來跟社會學很有關係，但是為了的士司機的口味，主持節目的人喜歡用比較粗俗的語言，使本來較嚴肅的話題，變成較輕鬆的娛樂消遣。主持是最近令菲律賓人很生氣的
有名作家陶傑先生。

四月一日晚的電台節目，話題圍繞「哥哥」，當中說了許多關於香港和日本製作唱片的事情。「哥哥」與我的距離雖然較遠，但我小時候已經很喜歡他。他的離去，對我來說，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忽然間，八十年代好像離開我很遠很遠。而2003年好像是香港的分界線，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分界線，2003年以前跟2003年之後的我，感覺自己像是兩個不同的人。因為這個原因，「哥哥」這一個時代對我有特別的意義。

很高興聽見你有聽香港電台節目的習慣，加上今次跟你分享的節目，內容跟你的背景和經驗或者有些關係吧，所以有信心你不會感到太難明白。你有時間聽的話，就把它當作廣東話的聆聽練習，你不用一個一個中文字聽清楚，只要明白大概的意思便足夠了。要是有不清楚又有興趣知道的地方，歡迎隨時問我。

閱讀理解

陶傑先生在Hong Kong Magazine撰了篇鴻文，遭許多網民讀者指摘，今天連華文報章紛紛將事件刊載，聲稱侮辱菲律賓人的感情云云。為查看事件虚實，必須拿出以下原文審度：

The War At Home
March 27th, 2009

The Russians sank a Hong Kong freighter last month, killing the seven Chinese seamen on board. We can live with that—Lenin and Stalin were once the ideological mentors of all Chinese people. The Japanese planted a flag on Diàoyú Island. That’s no big problem—we Hong Kong Chinese love Japanese cartoons, Hello Kitty, and shopping in Shinjuku, let alone our round-the-clock obsession with karaoke.

But hold on—even the Filipinos? Manila has just claimed sovereignty over the scattered rock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lled the Spratly Islands, complete with a blatant threat from its congress to send gunboat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o defend the islands from China if necessary. This is beyond reproach. The reason: there are more than 130,000 Filipina maids working as $3,580-a-month cheap labor in Hong Kong. As a nation of servants, you don’t flex your muscles at your master, from whom you earn most of your bread and butter.

As a patriotic Chinese man, the news has made my blood boil. I summoned Louisa, my domestic assistant who holds a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nila, hung a map on the wall, and gave her a harsh lecture. I sternly warned her that if she wants her wages increased next year, she had better tell every one of her compatriots in Statue Square on Sunday that the entirety of the Spratly Islands belongs to China.

Grimly, I told her that if war breaks out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I would have to end her employment and send her straight home, because I would not risk the crime of treason for sponsoring an enemy of the state by paying her to wash my toilet and clean my windows 16 hours a day. With that money, she would pay taxes to her government, and they would fund a navy to invade our motherland and deeply hurt my feelings.

Oh y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hilippines would certainly be wrong if they think we Chinese are prepared to swallow their insult and sit back and lose a Falkland Islands War in the Far East. They may have Barack Obama and the hawkish American military behind them, but we have a hostage in each of our homes in the Mid-Levels or higher. Some of my friends told me they have already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t home. Their maids have been made to shout “China, Madam/Sir” loudly whenever they hear the word “Spratly.” They say the indoctrination is working as wonderfully as when we used to shout, “Long live Chairman Mao!” at the sight of a portrait of our Great Lead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m not sure if that’s going a bit too far, at least for the time being.

(Chip Tsao from Hong Kong Magazine)

國際關係是這樣的一個遊戲法則，中文有句俗語叫做「形勢比人強」，哪一個國家強大，哪一個國家就有發聲權；粵語又有所謂「財大氣粗」的說法。中國人既然富起來了，站起來，吐了氣，揚了眉，氣也必須要粗一點，像充了氣的球棒，剛健堅硬，孔武有力，要威而鋼，拍拍有聲，才對得起「大國」體統。相體裁衣，就是比喻根據實際情況處理事情。邦人在海外隨地吐痰，喧嘩喪叫，脫鞋乘涼，爭先恐後，強佔座位，這是國情。不過打從2006年起，中國出境人數達3452萬人次，已成為亞洲不折不扣的第一大旅客輸出國。即使是暴民，富起來還是富起來了，拿起一疊錢鈔，就有發聲權。高聲說話，是因為有錢有財，其他國家的人種就要遷就配合。弄污了廁坑，車站一地痰花，你要給我抹乾淨。現在是外國人有求於中國的時候了，中國擺起了姿態，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有誰不滿意的話，例如批評中國的種種不是，就是說三道四、干擾內政、分裂國家、叛國賣國。今天五族融和，「漢奸」一名早已不合時宜，但指罵中國的人，或者在大學裡穿起和服拍照，仍然需要被冠以「漢奸」惡名。

陶傑先生要諷刺的，大概是上面所說的一種強橫奪理、我行我素、盲目推崇「愛國」的大中國想法。中國很大，中國的經濟規模很大，機場很大，酒店很大，但光是大是是沒有中用的。十三億人之中，有許多人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有許多人被箝制言論自由，有許多愚昧的人甚至認為箝制言論和宗教自由、沒有民主法治監察政府才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The War At Home" 的立意，大抵是一份內省態度，站在中國的土地上，恥笑中國自身。如果認為中國的確有上面所指出的問題，認為中國人很霸道，你應該會認同陶傑先生所說的話，而不是前去箝制他刊登出版的自由。反對Hong Kong Magazine這篇專欄的人，其實是不懂理解文章裡正言若反的弦外之音。說到底，是一個閱讀理解根底不足的語言問題。

伸延閱讀: Mindanaw, On Chip Tsao's "War at Home"

意大利/ 義大利

意大利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國家，無論是其悠長的歷史、宏偉的建築物、別具風格的飲食，文字和詞彙，都在歐洲以至全世界舉足輕重，獨當一面。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莫過於西曆的七月和八月。眾所周知，July和August的由來，是羅馬昔日兩位叱吒風雲的凱撒Julius Caesar（出生於七月）和Augustus（羅馬帝國第一位君主）。順帶一提，「七月」的確別具意義，首先，七月有一個特性，就是常年七月和四月都是同一天開始的，例如四月一日如果是星期三，那麼七月一日也是星期三。如果該年是閏年的話，七月則和一月在同一天開始。除此之外，許多國家和地方的成立日、紀念日和獨立日等都和七月連上關係。香港人大概只記得七月一日是甚麼日子，要有多一點國際視野，目光不可以那麼狹窄。七月一日，同樣是加拿大的國慶節;白俄羅斯(Belarus)、美國和馬爾代夫(Maldives)也是在這個月份宣告成立的。

羅馬對世界的影響非常大，許多語系的拼寫方式都是以羅馬字母為基礎的，就連漢語拼音、粵語拼音都離不開羅馬的熏陶。另一方面，羅馬數字也是迷人的，手表上的羅馬時刻、立法會大樓上刻著的羅馬年份，都有一份深沉的歲月烙印。



想起羅馬，實在有太多使人神往的名字，古羅馬廢墟(Roman Forum)、萬神殿(Pantheon)、許願池(Fontana di Trevi)、鬥獸場(Colosseo)、納沃那廣場(Piazza Navona)，處處都有說不完的歷史故事。

對大多數人來說，意大利的食物最感到熟悉，所以實在不用多說，但有份量，有水準而且價錢相宜的意大利餐廳，在香港只可以屈指可數。尖東有一間稱得上是典範了。食材沒有欺場，餐具都是精心挑選的，拿起用銀造的餐具，有一份質實的重量感；用餐後來一杯Cappucino的韻味已經足夠繞樑三日。餐廳的佈置上至天花板，窗戶以至窗戶外的花叢，最別具心裁。



這間餐廳在全世界只有三間，總店在羅馬，兩間分店在東京和香港開設。香港彈丸之地，食客有如此口福，前世修行也乎！



意大利的吸引力當然不止於以上這些，讓人迷戀的，還有足球和皮具。華文世界裡，Italy有兩個名字，台灣人稱Repubblica Italiana為「義大利共和國」，正好給Italy增添一重感性的「意義」。無奈香港人與這個國度有一牆隔閡，記得佛羅倫薩美術學院畫廊內的《大衛》像在香港展出時，當局以不雅為由，要藝術珍品多穿一件衣服，分明是對意大利藝術的最大侮辱！真所謂「夏蟲不可語冰」，這是身為香港人的遺憾。

遍種夾竹桃的研究院

一眾本地傳媒吹捧特區行政長官呼籲，叫大學多增研究院學額，以緩解就業市場壓力。大學校長聽到長官一聲號令，紛紛發揮奴才本色，爭著獻媚。獻媚不打緊，問題是到底大學的門檻是為了甚麼人而設的？某大學校長說：「經濟不景將令報讀學生人數增加......如教育碩士課程可望吸引一些曾從事金融、卻因行業收縮被裁的人，使其能夠增值轉行。」先生認為「轉行教下書都是好的」。另一個學者又說：「希望大專院校推出更多課程，讓應屆畢業生及待業人士進修研習，以度過嚴冬，同時提升知識技能，增加競爭力。」

研究院本來是為了對學術有一份熱誠的人而設的，怎麼會因為所謂經濟危機，淪為職業的避難所，成為「解決就業困難」的出路？昔日錢穆先生開設新亞研究所，早就開宗明義說道：「我這研究所是要找些能獻身於學術的青年。」（見孫國棟，《師門雜憶》）他批評現代的學生，常以「最近很忙」為藉口，躲懶讀書。當時候錢先生批評的學生，其實與今天相比，一點兒也不懶。今天的大學校園，打機講粗口的有很多，用心讀書，不專為求自己一份聘書而追尋知識的有多少人？這個大問題倒也不追究了，反正快快畢業，快快走出校門，算是對得住納稅人。現在連研究院也要走一條避難所的路線，闢一個地方，收容那些不願出外找工作，不願接受磨練的年青人。這樣下去的話，研究院不過是一處粉飾學術的煙花之地罷了。煙花之地已經是客氣的用法了，真正的煙花之地尚且有掙扎求存的血淚風霜，研究院弄至今天景況，恐怕最後為了行屍酒肉之徒多騙兩三年借來的光陰，而犧牲了她應有的尊嚴。多虧那個校長說「轉行教下書都是好的」，金融業撈不到油水了，被迫下海教書，這樣的校長，是自己將自己的教師專業矮化。教學是一個專門的行業，不是金融業失業者的避難所！

錢穆先生認同朱子的講法，強調「做學問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為之，然後才可有成，哪裡能夠閒閒散散地讀書。」可見做學問，從事學術研究，並不是兒戲，需要持之以恆，甚至需要有隱世出家的虛靜之心。先生所謂「閒閒散散」，當年不過是要責備兩天只讀了一百多頁書的學生。假如先生泉下有知，看見今天許多敗壞學子一個星期也讀不到一百頁，先生會作如何想？

政府發謬論叫大學開課，是政府不懂教育為何物，說到底，帳也算不到政府的頭上。但大學校長站在教育前線，講出這樣水準的話來，就是對學術研究不負責任。錢先生說，方丈是一寺的主持人，他應該為該寺院種松種柏，而不應該遍種夾竹桃。夾竹桃盛開時，確實會吸引很多遊人前來，贏得許多讚許。但是錢先生提醒我們，夾竹桃最高不過三丈，壽命最長不過三十年，則三十年後，此寺仍是一無所有；松柏雖然沒有夾竹桃的奪目明艷，卻壽可千年，高可千尺。正是「夏蟲不可以語冰」，方丈為了短暫的繁華，眼光何其短淺，胸襟如此狹窄，將來寺院還有後繼之日嗎？

參考閱讀：孫國棟，《師門雜憶》

體現多元文化的國度

馬來西亞是名副其實的多種族國家，馬來西亞人佔全國人口66%，華人佔26%，印度裔佔8%，其餘1%來自其他民族。當然，亞洲不少國家，像泰國和中國，也是多種族的國家。但泰國和中國，尤其是中國，一個民族已佔了大多數，像中國的漢族人，佔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於是在文化上以漢族人佔優。問外國人對中國人樣貌的印象，大抵已有一個根深柢固的概念。中國有朝鮮族和蒙古族，但他們看起來更像韓國人和蒙古人；拿一套中國少數民族照片給外國人看：門巴族、仡佬族、毛南族、撒拉族、柯爾克孜族、東鄉族......一大堆名字，外國人摸不著頭腦，中國人許多甚至連名稱也沒有聽過，怎樣去分辨他們？現在不少人擔心西藏人，擔心漢族最終要「同化」他們。說實在他們也夠幸運了，在今天漢族文化的強勢下，仍保留著自己的文字、語言和風俗習慣，外國人也很同情地了解他們的生活處境。相比之下，滿州人卻可憐了。失去了文字，失去了語言，甚至要更換自己的姓氏，改成漢族的姓氏。他們的根至此魂斷了。

論國內生產總值(GDP)，馬來西亞整個國家只及香港的58%，在世界經濟版圖割據的形勢上，的確微不足道。不過提到照顧不同族群的需要，就大有見地。要維繫不同族群的互動和凝聚力，不是靠政府耗費聘請一群歌手出來唱一兩首勵志歌曲，立一條「反種族歧視法」便算數了。馬來西亞許多觀光景點都是不收費的，像Petronas Twin Tower、吉隆坡最古老的伊斯蘭寺Masjid Jamek、印度教的聖地Batu Caves、葡萄牙人在馬六甲興建的炮台和堡壘Porta de Santiago(A Famosa)、馬來西亞最古老的中國廟青雲亭，都是自由參觀。你不收費，遊客會來，本地人會來，來自全國不同族群的男女老幼也會前去看看。這就是文化交流和體現融和的最好姿態。亞洲許多大城市，依仗自己有一兩座摩天大樓，動輒收取巨額觀光費，低下階層都嚇跑了，階級既然涇渭分明，講融和也未免失卻了厚道了。




馬來西亞的火車站、巴士總站，除了有公眾洗手間之外，附近還有祈禱室，分設男女，充份照顧宗教大不同的需要。香港不論政府和民間，為了所謂「照顧」少數族裔，仍在絮絮不休爭論著語言和翻譯的問題。國際城市首重英語，馬來西亞有不同的方言，但英語是無人不懂的，不懂英語如何兼顧來自五湖四海的八方人士？顧此失彼，所謂「順得哥情失嫂意」，街上一個指示牌，即使同時寫了日語、韓語、印度語幾種外語，比利時人、土耳其人和秘魯還是不高興吧？只有英語才可以退而求其次，打通彼此的溝通障礙。香港搞教學語言，搞來搞去，仍然不明白英語的重要性，香港要保持其國際優勢，只有提高市民的英語能力一途。



吉隆坡的人口只及香港的三分一，有小巫見大巫之感，但好些服務水平，是香港望塵莫及的。一句話：茶餐廳價錢，酒店級服務。這固然是因為兩地物價殊異之故，用香港的工資去買人家的東西，當然佔了便宜，但是，論硬件，香港人仍要好好學習的地方也多的是。例如文華酒店的洗手間，坐廁全部安裝了沖洗器，媲美日本和韓國的衛生設備，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和韓國人都習慣使用沖洗器，他們到了外國的酒店，仍然可以照顧到他們，那就是體貼客人的一份誠意了。



到了大排檔，要知道食肆林立，要吃東西，還得靠自己四出游竄，叫侍應並不方便。在香港，要看自己叫嚷的聲音夠不夠響亮，手舉得高不高。日本大多數的餐廳的桌子上都有一個按鈴，一手按下，侍應便會前來。在吉隆坡市郊的大排檔，竟然有這樣的東西，不能不佩服馬來西亞人的求學之心。香港人還是不肯虛心求教於外國先進文化，只靠吃老本，伸手問「阿爺」的話，將來的前途堪虞。